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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上的舞者在文字里我感受着青春 July 19 《纽约时报》两大动作－裁员、变窄报 美国《纽约时报》17日宣布将在２００８年前裁员三分之一，关闭下属一家印刷厂，并从２００８年第二季度开始将报纸页面的宽度缩窄３．７５厘米。 根据这一计划，《纽约时报》将关闭设在新泽西州的印刷厂，把员工总数从目前的约８００人裁减到约５５０人。考虑到页面缩窄将造成新闻量减少，《纽约时报》决定适当增加出报张数以进行弥补。该报期望由此每年节省开支４２００万美元。 《纽约时报》执行主编凯勒说，缩窄页面是美国报界应对印刷费用上涨、读者减少和网站扩建所普遍采取的对策，《华盛顿邮报》和《今日美国报》等其他美国主流媒体都已采取了类似举措。他说，缩窄页面也意味着记者需要将文章写得更为精练。 美国发行审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面对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激烈竞争，在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１日的６个月时间里，美国报纸非周日版的日发行量下跌了２．５％，周日版的日发行量下跌了３．１％。 June 16 迟暮桐城之戴名出世一
我只是在路上认识桐城的。 那是一列由北京开往安庆的火车上。我坐在车厢里欣赏着窗外穿梭而过的景色，车出合肥以后，我的眼底尽是一片片浓绿的旷野，渐渐地旷野对面绿色掩映下的楼群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会是什么地方呢？”我自言自语起来。 “待会儿到桐城站，这里是市郊。”说话的是一位须发尽白的老者，他坐在我的对面，看上去慈祥而硬朗。他接着告诉我在桐城工作的一些琐事以及还有不少老朋友在那儿，云云。 “桐城现在怎么样了？”我不无好奇的问他。 “这几年确实发展的不错，可是文化着东西没了，老祖宗留下的全被扔掉了。”此时老者浑浊的双眼里闪烁着光芒。 …… 伴随着沉重的铁轨声，我不禁陷入了迷茫中。文化上的落伍？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在我的印象中桐城应该是一座隐含着浓郁历史韵味的古城，文化可以看作他的一面不倒的旗帜。在老者的眼里桐城失却了传统，而桐城的文化中古文传统曾使桐城一度名扬天下，这种天然的自豪感在现实中找不到慰藉，对老者来说确实是精神上的冲击波，在震撼的同时也只能无可奈何了。我没有直接接触过桐城，所以沉浸在桐城派散文的同时，只是对桐城产生了精神上的膜拜。 难道桐城的文化传统真的失却了吗？历史上，桐城曾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在清王朝。那时从桐城走出去的的几个文人，凭着桐城古地的文化熏陶，以起古文之衰为己任，自清代以来的几百年间使桐城派古文大行其道，桐城遂以此为当世所瞩目，于是有了“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引述程鱼门、周书昌语)的盛誉。 莫非她因桐城派古文的盛而兴，又因桐城派古文的衰而落了吗？ 二 桐城派古文的发展多少有点偶然性，最初从桐城走出去的桐城派老祖们并未曾想要创立门户，他们也只是发表一下自己的文学见解而已。从桐城走出去的，与桐城派散文创作多少有点关系的第一个文人恐怕要算是戴名世了。也许是历史的某种必然，他与顾炎武、王夫之一样也多少沾染上了些遗老的习气。他面对满清铁骑的肆意践踏，只能躲在书斋掩面而泣，时而孔子曰，时而书曰。当他遗老的特性与书生的秉性相交融，叛逆的心理于是日益增长着。他广泛搜集明末及南明的史料，整理出版了《南山集》。戴名世以为自己的怀明情结有了寄托正在家里高兴呢，没想到一场大祸正悄悄降临。在书中他沿用南明的年号被检举，康熙帝正愁没地方整治这些读书人，正好给戴名世戴上了“大逆”的高帽子，一场文化屠杀就这样开始了。 遗老的性子时过了头的戴名世终于没有得救，他成了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牺牲品。他的不幸却给方苞——他的同乡——带来了机会。方苞因为给《南山集》作序而被康熙下狱论死，后来因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又受康熙特旨赦免并放值南书房。从此方苞由以前结交吴越遗民的圈子里走了出来，开始信誓旦旦地效忠于清王朝。他所主张的“义法”“序例”得到了封建知识分子的普遍重视，一些人积极向方苞的文艺理论靠拢，桐城派的旗帜大有树立之势。 方苞一生因文得罪又因文得幸，在赢得了第二次生命以后，他除了对清王朝感激涕零之外还能做什么呢？他的散文创作和思想理论很自然地与康熙帝的个人好恶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联系使康熙帝在嘉奖之外看到了他的统治所需要的东西。这时候要说方苞有树立门户之见的想法恐怕过于武断，他只是对清正古雅、言简辞约、蕴藉委婉的散文风格抱着执着的追求，他只是在“学行程、朱之后，文章韩、欧之间”作出或学术或文学上的选择，但是他始终未曾料到他的那些只言片语在有清以来被那些晚生后学所继承。 对方苞的这种选择继承最好的当推刘大櫆了。他与方苞虽无师承关系，但是却受到了方苞的格外看重。仅比方苞小三十岁的刘大櫆没有方苞那么位高权重且声望极隆，两次博学鸿儒科的考试都未能考中，只能够靠方苞及其门人为他谋些事来做以维持生计，面对世态炎凉，他发起了牢骚：“客游京师八九年矣，皇皇焉求升斗之禄而不可得。” 由于刘大櫆客游京师但一无所获的缘故，他的散文中就多了许多怀才不遇的哀思，或悲愤之气溢于言表，或行文恣肆骂世欺人，这些都与方苞的清深雅洁的文风有着极大的差别。刘大櫆在感怀身世之际却使桐城派古文创作走上了新的起跑线，他少了些温柔敦厚多了些浩大的气势，他在怀才不遇中更加认清了社会的现实，因而他的文章多了股凌云之气。当他重新审视方苞的时候认清了“义法”与“序列”中的种种不足，在离京返乡后的数十年间他在对义法说有所补充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这样桐城派的发展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也许刘大櫆的终生布衣不足以称道，虽然文名满天下，桐城派的声名却远没有浮出水面，但也犹如含苞欲放的花朵，是呼之欲出的了。 June 08 相互依存：台湾经济“投怀”大陆一水之隔，两岸经济遥相呼应，1＋1>2；同文同种，两岸融合势在必行，息息相关。因而，两岸合则共赢，分则俱伤。
相互依存：台湾经济“投怀”大陆 去年，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高达580亿美元，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为423亿美元。如果没有大陆庞大的市场做依托，“台湾去年的经济增长显然无法达到3.57%”，连战4月14日在两岸经贸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如是说。 2005年，大陆与台湾两岸贸易总额达934亿美元，台湾为大陆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大陆更成为台湾的头号贸易伙伴。对此，台湾《民生报》4月22日发表的社评文章说：这是一个已经无法回避的事实，不管你喜不喜欢，你我的未来，跟大陆将息息相关。 依存度：台湾经济回归大陆
台商在大陆经过长达20年的投资经营，两岸经济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两岸经济的相互依存已经日趋紧密，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附程度也在逐步攀升。 2000年以来两岸贸易关系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取得了许多新进展，在两岸投资的带动下，两岸贸易快速成长，台湾对大陆贸易依存度不断提升，台资企业产品回销台湾比率显著提高，呈现出产业内贸易的新特征。两岸贸易的快速发展对台湾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祖国大陆已成为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字，海峡两岸贸易依存度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而且增长速度很快。目前台湾地区 1/4强的出口市场在祖国大陆。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附程度已经达到16%。据预测，到2010年，台湾对大陆的依附程度将超过20%。 仅以贸易角度分析，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的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祖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依赖程度，台湾地区从海峡两岸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对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国际收支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台湾当局的限制， 海峡两岸投资仅表现为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的投资。根据商务部估计，2003年，台商大量经由第三地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 萨摩亚等转投资，按这三地实际投资金额的70％估算，台商转投资的实际使用金额约为 53亿美元，远远超过按注册地统计的台资金额。加上按注册地统计的实际台资33.8亿美元，台商实际投资额高达87亿美元，约占当年祖国大陆境外投资使用额的16％，居境外投资的第2位。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至今方兴未艾的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投资热对台湾地区的产业升级结构、改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目前的单向投资仅显示祖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资金的依赖，但是从投资贡献的角度分析，台湾地区向祖国大陆投资对台湾地区经济的贡献度要高于对祖国大陆经济的贡献度。 对外依赖：从市场和地缘依托大陆
由于台湾当局试图通过与美国、日本等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来达到经济上的“去中国化”目的。在当局错误的政治干扰和政策指向下，台湾经济面临“边缘化”，跨国公司生产据点与营运总部纷纷搬离、产业大量外移。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加快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合作的情势下，台湾民间一直热情高涨，但台湾当局却悄无声息。 然而，台湾海岛型经济特点以及以代工设计为主的产业发展策略决定了它的对外依赖性，其高度的产品外销比重决定了台湾必须依靠“大进大出”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自然资源贫乏、生产技术欠缺等先天性不足，台湾生产资料大多依靠进口，进口依存度一直保持在40％左右，2004年以来超过50％。 台湾海岛型经济模式需要大陆的支撑才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大陆经济的磁吸效应不仅在于低廉而充沛的劳工和广袤而廉价的土地，而且在于深具潜力的巨大市场。台湾输往中国大陆的产品，排名前茅的是机器设备及其零件、电子产品及零件、塑料原料、纺织品及人造纤维，这些项目历年来都是主要的产品，输往中国大陆的前 ２０ 项产品，合计已占台湾总输出的 ４６％。此外，台湾能源主要靠进口,能源供给对外依赖性大, 总体对外依赖度在95%以上。进口的来源主要是中东国家。尽管在第一次能源危机后,台湾制定新的能源政策,分散能源供给,但收效甚微,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能源对外的严重依赖与高度集中性。由于其孤岛的地理位置,进口的石油只能靠油轮输入。如果忽视大陆的地缘优势，可能对台湾的能源安全产生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两岸的经贸互动和经济交流快速增长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双方自身内在需求的结果，另一方面与两岸出台的各项经济和政治政策密切相关。两岸的经贸往来不断地受到政治的牵引，时而加快时而趋缓。但总体上看，两岸经济层面形成的相互依存态势已成定局。 台海统一：台独声大难阻经济先行 未来台湾产业结构向高层次提升，必将加强与大陆的技术合作，并以大陆市场为发展腹地，改变长期过度依赖美国和日本的局面。两岸科技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大陆科技基础研究实力雄厚，台湾生产加工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大陆内销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巨大，台商行销能力强，经验丰富；大陆科技人才众多，价格相对低廉，台湾资金充足，研发能力相对较强等。在两岸科技产业优势互补的架构下，由大陆提供基础性科学研究技术，台湾提供应用性商品生产技术，不仅有利于提高两岸科技发展水平，而且有助于台湾摆脱对外技术依赖。未来两岸技术合作将全面展开，并逐步成为两岸经济交流的重头戏。岛内研发基地将进一步向大陆转移，在大陆筹设研发中心、ＩＣ 设计中心及软件开发基地，开发设计新产品。 对于台湾社会和岛内民众而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是第一位的需求。陈水扁就职以来，岛内经济由于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一直不很景气。被看作是龙头股的中华电信、台湾电力等众多国营企业还残存着高薪低效的经营体制，处理这类企业遗产和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以及推进半导体和液晶产业的发展，都是台湾亟待解决的问题。加之生产计算机的工厂纷纷向大陆转移，陈水扁第一任期开始时维持在2%的失业率，现在已经被推向4.5%。对此，岛内民众甚为抱怨。民进党虽然对解决经济社会问题没有多大作为，却对政治问题大感兴趣，不断挑起两岸事端，引发台海危机，这势必会对岛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更大的不利后果。况且，大陆已经成为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过去的4年里，台湾经济能有微幅增长，几乎全靠台商的出口贸易支撑。而岛内出口贸易的增长，几乎百分之百依靠大陆。大陆对台湾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果岛内经济剧烈起伏，台湾社会就难保稳定。 如果台海统一，对于美国、日本乃至韩国来说都是不愿看到的。对美国来说，台湾问题是牵制中国的一张王牌，维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现状对美国最有利。对日本来说，台湾问题除了具有遏制中国强大的作用之外，日本自身在台湾的重大利益，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比美国更不愿看到两岸统一。 May 10 一个朋友眼里的苹果醒目 苹果醒目
在火车站送海滨到检票口的时候，他在人群中向我微笑着挥手。
和六年前，他在吉大校门口送我上13路车时一样。 很亲和。 一点没变。 去年夏天的北京，前半程很快乐，后半程很落寞。
前半程快乐，源于地主们的热情招待；后半程落寞，源于和远在千里之外的宝儿闹了别扭。 那次行程，消解了我北京一站部分落寞的，就是海滨。
去年夏天，七月中旬，从深圳到北京之后，我正赶上海滨搬家。
从原来的破房东处，搬到好房东处，他已经在“将异乡活成故乡”的路上走出了又一大步。 当时，他虽然正在愁着女友的工作问题，但我能看到：他安静眼神背后，闪烁出的是希冀满满的光芒。 除了半天搬家，我在北京的两天，他一直陪着我东游西逛：包括早晨四点多接我进站，去新浪，见色狼一号，见佳妮……
可谓最佳拍档。 无奈，那两天的我，心情过于灰暗。 不知道，影响了他没有。 此次来长，他事先打过招呼给我。
并让我去看看能不能订到回程的车票。 可刚答应完下午去看看，转眼就忘了。 我挺闹心于自己这个失误。 他为大学同学的婚礼而来，也为看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哥们而来（甚至，为看宝儿而来）。 3号回长，正洗衣服间，他打电话给我，说4号晚上可以到我这儿来。 说实话，他电话之前，我想过播给他，问他在哪里。 但终究没打——想的是晚上再打不迟。 他先和几个同学聚一下，最后落到我处，应是不错的安排。 4日晚，他带了一个北京的哥们来到我住处之时，已是晚上十点。 寒暄几句，我向他道歉：我把给你订票的事儿忘了。 看得出，他一点儿没放在心上——也是知道我这人虽然不少事情心细，但若干方面脑筋极抽条吧？ 都很兴奋，下楼买了点酒上来，我们三个开始斗地主。 他们说打斗地主之前，我只是知道这玩艺是京城白领，甚至全国白领之间甚火的一个休闲游戏，但从未玩过。 “巨简单！”海滨带来的，证监会的这位哥们学政很乐意教我。 规则真的很简单，我一下就学会了。 越玩越尽兴，转眼便到了午夜三点。 不得不睡了——这是多么短暂的一晚啊。 5号一早，学政早早起床回吉大——就这么几天，他竟然在那参加了一个交际舞班。
“学政只学习了十几天，就把研究生搞定了，厉害吧？我挺服他这股劲儿的！”海滨和我说。 本想和海滨继续睡个饱，之后找地方玩，但十点左右，他的电话响了，吉大同学有请。 他是从不拂人家面子的人，一定会去。 这次，他还是。 中午，他回来了。
说要和我一起去买人参。 听他所言，在长春的几年，每年，他都要买几百上千元的人参带回家。 给父母泡茶，泡酒，熬汤，送给亲友。 于是一起去农大。 农大的表弟帮忙买了人参之后，一起顺便去看表弟的妈妈，我的姑妈。 走过超市时，海滨和我说要去买点水果给姑妈。 我便让他去——我肯定拗不过他。 从姑妈家出来，向车站走的路上，表弟和我偷偷地说。 “你这哥们不错。” 晚上，又参加了他一个同学的聚会。 这次的同学，正是我在健身中心真正认识的，报社人事部的梁辉。 一个有内秀，但内向的男孩。 不想，他和海滨也是同学！！！ 像往常一样，吃过饭，其它人走掉了，他送我到校门口打车。 穿过校园时，我们走岔了路。 我们走进了一块工地。 那里，许多工人在吃烧烤。 就这些底层人民的生活有了进一步了解之后，他接下来的话题就离不开这些了。 往回走，一个不小心，我的脚踏入了一块泥沟。 我惊呼了一声。 他开始不好意思，一个劲儿地说自己带错了路。 ——其实，我踏进泥沟，和他有什么关系吗？ 走在吉大校园里，他和我说：
“我以后可能很少回这里了，日后就没太多机会了。” 不知道他真正想的是什么，但我知道： 他怎么会不想再回来？ 6日中午，也就是今天，我请客。
阳光很好。 在家附近的锅边鱼，前一天晚上的几个哥们都来了。 海滨和大家说起我为《吉大研究生》写时事评论专栏的事儿，大家听得入神。 结婚的哥们梁说以前就看过我的文字，看文章名字，看作者名字，一直以为是细腻而理性的女生，没想到是个大老爷们。 呵呵呵。海滨就在一边笑。 我和他对视，他笑得更厉害。 像我当年介绍他到我们单位工作前的一顿饭时一样笑得开心。 晚上在蜀香园给海滨和学政送行。
不知为什么，海滨话不多，一直在吃东西。 我问他把人参放哪里了，他向我一指座位边上的皮箱。 之后他问我，什么时候再去北京。 我说，不知道。同时对他一笑。 看得出来，我这一笑，把他想继续说下去的话憋了回去。 他就去叫服务员添茶水。 这最后一顿饭，大家都没喝酒。 一起到了车站，上升的扶梯上，我在前面，看后面的他。 他在和新婚的梁说话，面色，恢复到了几年前我见他时的形容。 突从小众到众人中的不适应。 和我太像了。 在挤进检票口的人群之前，他在3候车室门口整理皮箱的底座。
我劝他不要弄了，他不听——那底座是在过安检机器时刮掉的。 学政已经挤进了人群——他终于弄好了。 站起来之后，他长出了一口气。 他们随人群缓慢向前的时候，我和送站的梁没有离开，走到旁边的候车区过道上目送他们。 我就看到了他在向身后看——应该是看我们走没走。 当他终于在侧面的不远处看到我们时，他又露出了孩子一样的笑，同时，推了推在他前面的学政。 于是，他们一起向我们挥手，叫我们回去。 也向他们挥手的瞬间，我忽地就有了要落泪的感觉。 拍了下梁的衣服，我转身向回走。 梁也回走——再回头，他们已经隐没在人群中。 小后记：
几个月前，偶然搜索到他女友小思的博客后，我发现了一件事：去年七月，在北京车站，送我过了安检门之后，海滨没有目送我，很快就转身向回走了。而小思，则在回到家后责怪了他对我礼数不周。 我不知道海滨那次的心境如何，我当时只是想早回长春，没注意到他的表现。 我只是知道：他的表现肯定和我们的哥们情谊无关。 至多，和他永远也学不会世俗的心机，还没学会在意处世的方法和细节有关。 他的博客就在我的链接中。他的笔名叫苹果醒目：很阳光，很积极。 苹果，是最佳水果，一直很醒目。 而我的，叫雪城白鸟：很希望单纯，同时，也很自恋。 白鸟，是孤单的代名词，一直很需要好朋友。 April 26 渴望河流不知多久 没有两脚凌空
踏过一条的河流
那条弯曲的窄窄的河
没有看 没有找
眼前总是少了河水的灵光。
遇到 没有
寻找 未到
不知多久 没有找到河流
却任凭心的距离
一直在流淌
那清澈夹杂声响的不安
绕在梦里 回到家乡
大喊一声 跨到对岸
回头看啊回头看
一条街道的两岸
2006年4月25日16时许 北京 March 24 熊猫真名叫猫熊台湾媒体使用“猫熊”一词，素有“马更正”之称的台北市长马英九表示自己查证过，正确叫法应该是“猫熊”（pands ）。
孔圣人言：“必欲正名乎！”“正名”，对熊猫来说，也是必须的。因为长期以来，“熊猫”这个姓氏在大陆被颠倒乃至“以讹传讹”太久，竟约定俗成很久很久了。
“熊猫”的正确名字应是“猫熊”。它为何名字被倒置，以讹传讹这么久。原来最早被发现并携带出国的第一只活体大熊猫，是1936年底由美国动物学家威廉、露丝夫妇实现的，它出自四川的宝兴，是一只熊猫幼仔。携带途中露丝亲自喂之以自己的乳汁，她在《女人和熊猫》一文中写道：“那黑白的小圆球脑袋用鼻子磨蹭着我的上衣，忽然本能地找着了我的乳房。”该文在排印中，排印工人误将“猫熊”一词倒置为“熊猫”，从此遂以讹传讹，误传至今。 “猫熊”意为“像猫的熊”，“熊”为主词，“猫”只是定语，它属猫熊科，而非猫科动物。而“熊猫”之称则大谬矣！它把“猫熊”这个猫熊科动物，误归入“猫科”了。这正如将“屡战屡败”的词序更改为“屡败屡战”后，词义便大不相同一样。 因而馬英九说「中國都講『熊貓』，但台灣是講『貓熊』，台灣並非強調此事的主體性，而是它本來就叫做『貓熊』」
March 19 我们该如何看待伊战三周年的Anti-War兼驳新华社《伊战祸水何时不再流淌》
伊战无罪，奈何反之？ 在伊战三周年之际，各国掀起了反战热潮，这似乎是每年的固定节目，让新华社抓住机会大做特做。 反战表象上是民间的，是自发的，是非政府组织的，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有战争污点和在野党的“抹黑”策略，也有不认同国家外交策略的。 美国民众的反战并非是一边倒的，今日的纽约时报就没有举行大幅的报道，美联社也就是一篇小稿，列出反战的事实，没有对布什政府的“错误”进行新华社式的追问。 反战是因为传统，是因为战争伦理，是因为死亡。 美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孤立主义传统的国家。美国应置身于欧洲大陆之外，避免承担海外政治、军事义务，减少对外经济援助，集中精力于国内事务。在美国外交史上，孤立主义思潮自建国以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是孤立主义的奠基人。华盛顿在著名的《告别演说》中告诫美国人，不要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以至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争夺、利益、情绪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他认为：“我们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我们真正的政策，乃是避免同任何外国订立永久的同盟”。第三位总统杰斐逊在他的就职演说中重申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原则：“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通 商往来和友诚相待，但不与任何一国结成同盟”。华盛顿等人孤立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政策一直坚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理想主义兴起，可是好景不长，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全球主义遭到了失败，自己提出的国际联盟被议会否决，孤立主义又重新占据上风。
建国先贤们对美国人的美洲有着独特的偏爱，对任何危及美国和平的行为都避之莫及。直到罗斯福总统的一纸租借法案将美国步步带入世界，接着由杜鲁门总统推行遏制战略，继而美国的全球战略在冷战的刺激下大行其道。孤立主义传统在美国普通国民身上印下痕迹，在伊战长期成效不大的情况下重新抬头。 这次反战从参加人数和规模来说不是代表美国的主流民意，是孤立主义思潮的重新再现，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美国社会不是用一个声音说话。
在反战者眼里，伊战的战争理由不够充分，甚至是谎言。时至今日，美国没有能够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给对伊战态度模糊的人留下把柄，也让信奉公平和正义的西人难以容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人不是反对伊拉克战争，而是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在战争伦理观念中，没有了发动战争的充分理由，战争会被归入非正义战争之列，而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意味着萨达姆的危险不至于危害到其他国家，不至于美国的很多盟国出兵相助。因而战后出现的撤军潮不是在伊拉克没法待下去，而是迫于国内压力，迫于纳税人的压力。
美国人的心中，生命是最宝贵的。2000多名士兵的死亡让国内民众和在野党痛恨不已，也让共和党政府如坐针毡。而投入十几万兵力，平均日耗资２亿美元
也让纳税人对政府颇有微辞。而那些失去儿子的母亲自然首当其冲的反对这场带来切肤之痛的战争。 伊拉克的局势也让民众对布什政府的掌控能力有所怀疑，但是萨达姆独裁政府的倒台和伊拉克民主制度的建立，让布什的支持率一直在高位徘徊，因而美国的民众只是在怀疑和信任之间徘徊，而不是在倒布和伊战祸水之间进行选择。如果说伊战有祸水的话，也是流淌着伊拉克新生前阵痛的鲜血，而鲜血的祸根是独裁的、黩武的、愚民的萨达姆政府。 祸水尽处，何愁清泉？ February 08 没想到有机会解读国际政治问题没有做过多长时间的记者，却被朋友相邀写采访趣闻给未来的记者看；学了7年的国际关系却没有机会纸上谈兵。昨天终于有机会献丑，又苦于没有时间细细思考。http://finance.sina.com.cn/g/20060208/0345538999.shtml
2年前在东方早报头版写过关于拉登被抓住是否重要的评论，此后一直没有机会在别的报社露脸。学有所用难，让人发现也难。
至今，我仍然觉得东方早报是我做国际新闻最有用武之地的地方，而昔日每日经济新闻北京新闻中心是我觉得最惬意的集体。
有新闻人聚集的地方难得，中国人聚族而居，做媒体人志同道合，我辈所求。 January 26 North Korea Takes a Peek Down China's Capitalist RoadSEOUL, South Korea, Jan. 20 — The Communist nation's paramount leader left the January cold of the capital for an extended tour of southern China. Despite the government-controlled news media's silence on a rare trip by the reclusive leader, he was spotted in Shenzhen and other early laboratories of a Chinese marke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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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arge This Image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via 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Kim Jong Il, North Korea's leader, second from right, at a crop research institute in Beijing during his recent China trip. Enlarge This Image
Bobby Yip/Reuters Deng Xiaoping's policies opened the way for China's experiments with a market economy. Later, in Beijing, the meaning of what became known as his "southern tour" filtered through: he gave his nation, where economic change had been sputtering, the nod for a full-throttled drive toward capitalism. That leader was Deng Xiaoping, of course, the year was 1992 and the rest was history. But earlier this month, North Korea's leader, Kim Jong Il, completed an eight-day stealth tour laden with parallels, crisscrossing the same booming region, looking studiously attentive during stops at high-tech factor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fter Mr. Kim's visit, a debate erupted over whether he was truly seeking to inject new momentum into the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reforms that North Korea began carrying out in 2002, after an earlier China trip by Mr. Kim. But there is a more fundamental question: even assuming that he has the will to carry out Chinese-style changes, has he the ability?
Mr. Kim has trod this capitalist road before, and most analysts here say that he has no choice but to try to push ahead with the liberalization. "When North Korea implemented reforms in July 2002," said Paik Hak Soon, a North Korea expert at the Sejong Institute, a policy research organization here, "it crossed the Rubicon."
In 2001, Mr. Kim visited Shanghai, the center of Chinese capitalism, to see its stock exchange and joint venture companies. He took along senior military officers, perhaps to persuade them that they, like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could retain their privileges in the new economy.
Mr. Kim did not comment directly on what he saw in Shanghai, though Chinese officials said he described China's market reforms as "correct." That was a telling compliment, considering that during a 1983 visit to Shanghai he had waved away incipient reforms as "revisionism."
The results of the 2001 visit appeared to take form in North Korea's economic policies of July 2002. Planning was decentralized and ceded to local governments and factories. Wages were raised and based on performance; prices for commodities were allowed to fluctuate according to supply and demand. Across the country, people were allowed to sell food and consumer goods in markets. Also, North Korea joined with a South Korean company to establish the Kaesong special economic zone, just north of the demilitarized zone, where 280 South Korean managers and 5,670 North Korean employees now work together.
But last fall, the government seemed to reassert its control over the economy by closing the markets in the capital and partly reinstating its distribution of rations. The backpedaling made some critics doubt Mr. Kim's willingness to stomach economic liberalization's side effects, like inflation. But others said it was simply a temporary pullback, like those experienced by China and other reforming, socialist economies, like Vietnam.
In his latest trip, Mr. Kim's entourage included many economic officials presumably raring to replicate Chinese-style reforms at home.
This time, he visited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singled them out in a speech at a banquet organized in his honor by President Hu Jintao, raising expectations that a new round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would entail the creation of similar capitalist enclaves. In addition to expanding two zones just north of the demilitarized zone, analysts said, the North might resurrect two dormant ones along its borders with China and Russia.
The one bordering China, in the northwest city of Sinuiju, was made a special economic zone in 2002. But the man North Korea designated as it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 Dutch-Chinese businessman, was arrest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for fraud and bribery before the zone could open.
In China, the special zones allowed Beijing to largely confine the side effects of free markets to the southern coast, while maintaining its grip politically. But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rapid growth are likely to be felt far more acutely in a smaller country like North Korea, whose leadership has yet to show any hint of political openness.
"The reforms have been done in a halting manner because Kim Jong Il seems to want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reforms but none of the risks," said Bruce Klingner, an analyst at Eurasia Group, a political-risk consultancy. "His overriding concern is his regime's hold on power. In China, Deng Xiaoping had to fight his own senior leadership. He was clearly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economic reforms."
Economists cite other crucial differences that may curb North Korea's efforts to pull off Chinese-style market reforms. While China used its large agricultural sector to expand its industrial base, the North's economy is already largely industrialized, albeit with hulking, Stalinist factories that are all but useless.
"Its industries have collapsed, so full-fledged reforms are impossible without massive foreign investments," said Yang Moon Soo, a professor at Kyungnam University's Graduate School of North Korean Studies here.
In the beginning, China relied heavily on overseas Chinese investors and could also count on the interest of foreign businesses that had been salivating at the boundless promise of the Chinese market since the 19th century.
North Korea's trade with China and South Korea has been rising sharply in recent years. But to carry market reforms to the next level, analysts say, North Korea would need to repai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Only then would it secure the necessary energy resources and aid to run, repair or build its factories.
Until Mr. Kim carries out a new set of reforms, or fails to, opinion will remain split on whether his southern tour will resemble Deng's in substance or only in image.
At the Beijing banquet, he gave few clues. "Our visit to the southern part of China convinced us once again that China has a rosier future thanks to the correct line and policies advanc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 said, leaving unsaid whether North Koreans should expect the same.
Next Article in International (11 of 16) > November 29 错过罗尔斯“我所尝试做的乃是将传统上由洛克、卢梭及康德所代表的社会契约论普遍化，将它推向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 ——罗尔斯
我本来可以在罗尔斯去世前三年的时候聆听远在大洋彼岸的他的深邃思想的，但是三年后的今天，我才迟到的把内心深处的感动和困惑做一次集中的宣泄。非我不为也，实力不及也。没有接触著作，只是间接的感受，更何况我浅陋的知识支撑不起对罗老的宏大解读，即便是今天，我还是不能的，但是我会写下点滴的感受。
今天，我翻开《正义论》的扉页，上面写着2005年6月18日购于北京六里屯，寻找读书笔记，才看到第二章，这是在我搬家前看的，后来有了电脑，沉迷游戏，一直耽搁了。此外，读此书不比我的专业书，没有知识底蕴支撑，因而一直有种负重前行的感觉，所以进展缓慢。
早在2000年的时候，我同寝的学术高手就有此书，但是我一直没有去翻阅，尽管很多老师推荐。2002年11月，我从《新文化报》离职回校读书，已经快一年没有自习的我，在月底的一天去莘子园二楼自习。在门口的告示栏上一位同学贴出罗尔斯去世的消息，对罗尔斯的思想进行了解读，用词哀切，心痛不已。我也为之震撼，特别想知道这位同学是谁，哲社的、法学的和行政的都有可能，更难以排除其他学院。这所建在没有商业玷染的城市的大学，就这样和他的学生一起保留了最初的自尊，对学术的喜好没有边界，而对罗尔斯的推崇也是没有边界的。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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