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篇："把‘耽误'打上引号"
      问：从您的简历可以看出，您在1966年高中毕业，直到1978年初才有机会到大学学习，能够简要地介绍一下这十多年的经历吗？
      答：1966年夏，我从吉林省实验中学高中毕业，就在临近高考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在1968年底下乡当"知青"之前的两年里，由于既无学可上，又无工可做，我常常是上午到南湖游泳，下午到图书馆翻书。在那段时间里，我大体上完整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鲁迅全集》。
      1968年11月，下乡到距离长春市约30公里的九台县龙家堡公社当"知青"。吉林省把"知青点"叫"集体户"，就是十几名"知青"组成的一个"户"。我们"集体户"所在的生产队在饮马河边，是一个较为富裕的队，但劳动、生活同样是非常艰苦的。高尔基在《我的大学》里说，"生活本身是痛苦的，但关于生活的思索是更痛苦的"。作为一个喜爱理论和文学的下乡青年，在劳动之余，我总是寻找可以看到的书籍，用书中的思想去反观现实的生活，试图对生活和未来作出某种回答和预测。这种思索是痛苦的，也是深沉的。1971年10月，经过三年的"知青"生活，我被"抽"到长春铁路分局下属的长春东站当工人，先后作过装卸工、叉车司机、货运员、电影放映员以及"以工代干"等工作。
      问：12年，这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您现在回想起那时的经历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答：好像只能说是非常"复杂"。普希金说，"过去了的一切都会成为亲切的怀恋"。那12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即使是"文革"的年代，青年人也不会舍弃对生活的多姿多彩的追求。我记得正是在"集体户"的日子里，我们互相学唱《鸽子》、《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那遥远的地方》、《流浪者之歌》，互相传唱那些悲凉的"知青歌曲"。记不清是哪一年起，每当听到关牧村唱的《一支难忘的歌》，都抑制不住涌出的热泪："青春的岁月象条河，岁月的河汇成歌。一支歌，一支深情的歌，一支拨动着人们心弦的歌"。回忆青春岁月，总是苦涩与甘美、痛苦与欢乐融汇在一起的。    

      问：您是32岁才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学习。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中的年长者，您觉得你们在学习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
      答：我想的确有一些优势。一是在"文革"前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有比较好的知识基础；二是经过十多年的生活磨练，对生活有切身的体验，对社会有一定的了解，对学习"文科"有直接的帮助；三是最重要的，就是带着强烈的渴望到大学学习，珍惜重新学习的机会。
      问：你们是高中毕业12年之后才到大学学习，人们经常惋惜地说你们被耽误了12年。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答：我也常常听到，不过每次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我总是开玩笑地说，把"耽误"打上引号。我为什么这样说呢？1978年是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年，由此便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上的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入学后，适逢解放思想，既能够阅读各种书籍，又可以独立思考问题，而已有的知识储备和生活阅历，又为这种阅读和思考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因而能够较快地在学术方面成长起来。记得1997年在湖南省湘潭大学有一次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规模很大的聚会，除了老一代哲学家，到会的博士导师几乎清一色是77届大学生。这使大家十分感慨。在我们入大学学习之前，在极左思潮的环境中，想在人文社会科学有所造诣是十分不易的。这正如鲁迅先生说过的，"如履薄冰，发抖尚且来不及，还谈何创造呢？"我想，我是在"文科"成才的意义上，要把"耽误"打上引号。
      问：还想向您提一个"敏感"问题。这些年有个说法，叫作"孔雀东南飞"。凭您的学术地位，这样的机会一定很多。面对"去"与"留"的困惑，您是怎样对待的？
      答：前年我在清华大学作特聘教授，每次到北京的时候，我总是想到长春、想到吉大和我们学院，可是每次回到长春，我又总是想起北京，想起清华园，想起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想起听我讲座的清华学子。去年秋天，吉大师资办邀我为新留校的教师讲如何教学，讲座结束前，一位青年教师向我提问：您能否和我们一起在吉大任教呢？当时，容纳近三百人的会场一片寂静，我看到的是满场的青年教师的期待的目光。吉林大学的负责人，我的同事，尤其是我教过的或没有直接教过的学生，都希望我留在吉大与他们一起工作，一起学习，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如果我说自己深深地眷恋着培养我的这片土地和这所大学，也许有"作秀"之嫌。但有一种心情是可以表白的，这就是我每天漫步在人民大街的时候，都感到十分亲切，而我最关注的总是吉林大学和吉林大学哲学学科的成长。

思想篇："把简单的变复杂"
      问：记得有人说，"思想家的传记就是他的思想"。您是当代中国的著名学者，您的哲学思想在学界、在大学生中乃至在社会上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您能谈一下据说是最让哲学家头痛的"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吗？
      答：如果准确些说，"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应当是一个最令人头痛又最引人入胜的问题。我在《哲学通论》的开头就提出一个问题：哲学不是宗教，为什么它也给人以信仰？哲学不是艺术，为什么它也给人以美感？哲学不是科学，为什么它也给人以真理？哲学不是道德，为什么它也劝导人以向善？难道哲学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吗？只要我们不是把关于"哲学"的定义当作现成的结论死记硬背，我们就会去追问："哲学究竟是什么？"这种追问，会把我们引进哲学的"问题王国"，会促使我们在哲学的海洋中扬帆远航。
       一些媒体邀我作关于哲学的节目，总是先给我打"预防针"：千万不要讲深了，一定要用通俗易懂的实例。对于这种想法和说法，我一直有"保留意见"。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哲学并不"神秘"，另一个是哲学不能"媚俗"。我想从这两点说到我对"哲学"的理解。
哲学并不神秘。我常常开玩笑地说，别看大家经常唱"跟着感觉走，紧拉着梦的手"，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是"跟着理性走，紧拉着哲学的手"。有人说，"每个青年人在花前月下都是诗人，每个中年人在夜深人静时都是哲人"。人在生活，人就要思考生活，就要思考怎样生活，这不就是"紧拉着哲学的手"吗？
      并不神秘的哲学，它作为一门学科，一门学问，用恩格斯的话说，它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用我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话说，它是"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哲学，它结晶了人类"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它凝聚了人类"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因而是一种博大精深的人类智慧，是一种需要系统学习和钻研的人类智慧。我在这里想反问的一个问题是：没有人会认为数学、物理、化学、经济、法律、历史不需要系统学习，为什么不认为"哲学"也需要系统学习呢？
      哲学不仅需要学习，而且需要"反思"。我在《哲学通论》中作过这样一个对比：科学是把复杂的东西变简单，而哲学是把简单的东西变复杂。所以我经常开玩笑地说，哲学就是四个字：没事找事。
      这当然是句玩笑，但却包含了我对哲学的根本性理解。科学总是通过观察和实验而获得某些普遍性的、规律性的知识，再以这种普遍性的、规律性的知识去解释复杂的现象和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这就是从复杂的现象中概括出简单的、普遍的、规律性的认识。与科学不同，哲学却是从看似简单的东西当中发现它的复杂性，也就是把本来复杂的东西揭示出它的复杂性。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哲学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可是谁在生活中问自己：思维和存在"谁为第一性"？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思维和存在"如何统一"？再比如说，我们游览黄山，感到黄山很美，可是有谁会问自己：这个美究竟是黄山的"客观美"，是我感觉黄山的"主观美"，还是"客观美"与"主观美"的统一？如果有谁这样提问，我想别人一定认为你是在"没事找事"。
      哲学就是"没事找事"，它就是把人们不当作问题的东西当作了问题，就是把人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东西当作了问题，就是把人们认为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东西当作了问题，所以，哲学是对"自明性"的追问。
      哲学的这种追问，对于人类，对于每个人都是极为重要的。比如说，哲学史一直进行着对"人"的追问，对"理性"的追问，对"规律"的追问，对"真善美"的追问，从而促进人类对自己的理解。这种追问的根据，就是把本来复杂的东西变复杂。大家都熟悉的一首歌里唱道：天上的太阳与水中的月亮"谁亮"，山上的大树与山下的小树"谁大"，心中的恋人与身外的世界"谁重要"。这里不是隐含着种种人生的复杂矛盾吗？近些年来，哲学界一直在追问"发展"：发展只是经济的增长吗？经济与社会如何协调"发展"？我们为什么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每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如何统一？正是在这种哲学追问中，我们深化或变革了对"人"、"理性"、"发展"、"真善美"等各种观念的理解。所以我们可以说，哲学是一种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变革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从而变革人的存在方式以及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
      问：能用几句话表达您对"哲学"的理解吗？
      答：我在《哲学通论》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可以表达我对"哲学"的理解：哲学，它不是抽象的名词、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而是人类思想的批判性的反思的维度、理想性的创造的维度。它要激发而不是抑制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它要冲击而不是强化人类思维中的惰性、保守性和凝固性，它要推进而不是遏制人们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创造精神。
      问：您刚好谈到您的《哲学通论》。据我所知，这是在哲学界和高校文科引起轰动的一部著作。《哲学研究》的评论文章称之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论述‘哲学本身'的‘通论'性学术专著"，"该书以其强烈的思辨色彩、鲜明的个性化表述风格在90年代的哲学著作中独树一帜，并一举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是否可以简要地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思想？
      答：这本书只追问一个问题："哲学究竟是什么"？围绕这个问题，这本书主要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哲学的反思"？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使用"反思"这个词，并且都知道哲学是"反思"，但究竟什么是哲学反思？这就关系到哲学究竟是什么。
      "反思"，从字面说，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那么，为什么哲学是"反思"呢？我在《通论》中主要是讲了一个道理：科学以"整个世界"为对象，从而形成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哲学则以科学所提供的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这就是"反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指出，"哲学"已经被"驱逐"出了"自然"领域和"历史"领域，而现代思维科学的发展则把哲学"驱逐"出了"思维"领域，所以有人觉得哲学"无地自容"了。正是针对这种状况，我也以玩笑式的口吻说：只有当着哲学"无家可归"的时候，哲学才真正"四海为家"――哲学把科学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定位为自己的"反思"的对象。
      哲学的"反思"，从根本上说，是对构成思想的"前提"的批判，也就是通过变革思想的"前提"来改变人们的"思想"，并从而改变人们的"生活"。如果有谁对"哲学"产生系统学习的兴趣，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哲学的"前提批判"。
      问：哲学界和高校文科比较关注您的《哲学通论》以及后来出版的《哲学导论》，而社会则比较关注您的《现代教养》和《超越意识》。据我所知，《现代教养》早已脱销，《超越意识》也很难买到。在"卖书难"的今天，这是为什么？
      答：如果同我写的学术著作相比，这两本书的选题具有大众性，这两本书的写作风格散文化。大概就像有些书评说的，这两本书是以哲学的思想和文学的语言来讲述"人"的故事。《现代教养》那本书主要是讨论了现代人的真善美，《超越意识》这本书讲"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也就是人创造了人的生活世界、人的精神世界、人的文化世界和人的意义世界。我在这本书里提出，人要寻找意义，创造价值，认同和谐，把持自我，使自己超越"无法忍受"的"单一的颜色"、"凝固的时空"、"存在的空虚"、"自我的失落"和"彻底的空白"。
      我在书中谈的这些，有一个针对性。我把自然经济中的人的存在方式叫作"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而把市场经济中的人的存在方式叫作"弱化了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这种说法，从根本上说，是源于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他把市场经济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对物的依赖性，构成人的"存在主义的焦虑"。大概是这种针对性，以及在书中熔铸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哲学思考，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
      问：许多人都喜爱哲学，但又不知如何去学习或研究哲学，您能给我们一些提示吗？
      答：我从自己的体会出发，概括过五句话：高举远慕的心态，慎思明辨的理性，体会真切的情感，执着专注的意志和洒脱通达的境界。在《哲学通论》的最后一章"哲学的修养与创造"中，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并总结了自己的体会："对人类进步的关注，对人类命运的深思，对人类未来的憧憬，这是哲学家的不可或缺的‘人文情怀'；对自己所从事的哲学事业的挚爱，对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自觉，对自己所进行的哲学探索的自信，这是哲学家的极为重要的心理品质；对流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进行前提的追问，对人类的哲学理念进行创造性的重构与再建，对自己所承诺的哲学理念进行前提的批判，则是哲学家的永无止境的求索。"
 
生活篇："我教故我在"
      问：在人们的印象中，哲学家都是特立独行的，甚至是很怪异的，而您给人的印象却是温文尔雅，平易近人，一篇报道您的文章题目就是《儒雅的学人》，那么您的内心世界是否也是孤傲不羁的呢？
      答：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冷静地拔剑出鞘的人是无所作为的。如果一个人不被什么激动起来，他就不会形成深刻的思想，就不会写出发人深省的论著。从这个方面看，一个人想要有所作为，特别是想在"思想"上有所作为，总是有抑制不住的渴望与激动。几乎讲第堂课，我总是有难以自己的时候。但是，这种激动是思想的激动、心灵的激动，而不是生活中的怪异。当代中国学人常常喜欢讲六个字："平常心，异常思"。思想要异常，否则就没有思想的创新；心态要平常，否则就会失去真实的思想。我想，作为一个学者，主要就是一个字：真，真实的研究，真诚的探索，真切的思考。
      问：您的回答，让我想起对您的另一个评价，说您的风格可以用"认真"二字概括。您同意这种评价吗？
      答：我喜欢认真。
      问：您能否从您的教学、科研和生活方面谈谈对"认真"二字的解析？
      答：古希腊哲人称哲学为"爱智"，把哲学视为一种"追根究底"、"从头问起"的学问，这里确实有一种"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认真劲。没有这种认真劲，我想哲学是难以搞深的。我在自己四十岁生日的时候，曾写过"年过不惑亦有惑，爱智求真敢问真"，勉励自己认真地做学问。但是真正地做学问，实在是太难了。在今天搞学问，总要论及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基坦等哲学大师以及德里达、福柯、罗蒂、利奥塔等"后现代"代表人物，并要讨论"现象学"、"解释学"和各种"主义"，可是，自己究竟下了多大功夫阅读他们的著述，究竟用了多少时间去探索这些"学"的学理？即使是对于自己较为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传统哲学，究竟又有多少地方是真正可以"叫真儿"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实在不敢说"认真"是自己的风格，而只能说希望自己认真地搞学问。
      问：最近，您个人获得了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这大概是您"认真"教学的成果吧？谈谈您对"教学"的理解好吗？
      答：前一段时间报纸上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鼓励或要求教授为学生上课。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教授也好，博导也好，不都是教师吗？教师上课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职业是人的存在方式，对于教师来说，就是"我教故我在"――我教书，所以我存在。如果不教学，怎么是作为教师而存在呢？教师是因为教书而存在，所以书教得好不好，就决定教师的生活是否幸福，是否充实。我愿意借用"足球是快乐的"这句话说"教学是快乐的"，当然，究竟快乐与否，还是"态度决定一切"。
      至于说对"教学"的理解，我把理论课教学概括为四个字："有理"、"讲理"。首先是要"有理"，也就是自己把道理搞清楚。我非常欣赏马克思的一句话，"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理论课教学，关键是理论的彻底性。当然，搞好教学，还要在"有理"的基础上"讲理"。"讲理"是一种教学艺术。我把这种"讲理"的艺术概括为"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和提升学生的理论境界"。
      问：您在吉林大学讲授"哲学通论"课，吸引了校内外的大学生和青年教师，大家认为听您的课是一种人生的荣耀。您觉得这是由于您的人格魅力，还是由于哲学本身的力量？
      答：我在前面谈到，我们每个人，特别是青年人，都不是"跟着感觉走,紧拉着梦的手"，而是"跟着理性走，紧拉着哲学的手"。哲学是一门最具理论魅力的学科，它自身具有吸引人的理论魅力。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熔铸着它的创始人和后继者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深厚教养，因而具有一种气势恢宏、博大精深、睿智通达的理论境界。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把哲学当作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空洞的说教，以"不讲理"的方式让人死记硬背，有谁会愿意读这样的哲学书，听这样的哲学课呢？我觉得，讲好哲学，特别是讲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求老师具有坚实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背景和灵活的教学艺术，而且要求教师具有融理想、信念、情操和教养于一身的强烈的人格力量。这就是说，在哲学教学中，哲学的理论魅力与教师的人格魅力是合而为一的。
      问：除了教学和科研，我们也希望了解您的业余生活。您的业余生活也是这样"认真"吗？
      答：如果实话实说，搞学问的人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专业生活"与"业余生活"的区分。当着别人按点上班的时候，我们可能在睡觉，买菜，听音乐，而当别人"放假"、"休假"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在讲课，读书，写稿子。从1982年留校任教至今，20年过去了，我几乎没有"节日"、"假期"或"周日"的概念。"业余"的主要爱好还是看书，主要是看文学方面的书和刊物，其中一直没有间断的文学刊物是《中篇小说选刊》。阅读文学作品似乎也被"专业化"了，总是想从文学作为"时代的敏感神经"去理解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
      虽然不懂音乐，可我喜爱听乐曲，也喜爱听歌曲，还喜爱听京剧。再就是看电视，最爱看的是"东方时空"，最常看的是各类新闻。不光是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吉林台和长春台的新闻也不愿意拉下。后两个台的新闻都在18点开播，长春台大概比吉林台晚1分钟，也按这个规律收看。主要的运动方式就是散步，每天走一个半小时左右。
      问：最后想问一下，您最近又有新作问世吗？
      答：在完成《哲学通论》之后，我又重新"回到马克思"，集中地研究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哲学观，这两本书在今、明两年出版。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感到作为"学说"、"学术"和"学养"的马克思哲学将会越来越亲近当代的中国人。我还在《解放的哲学：马克思哲学观的当代阐释》一书的后记中抒发了如下的感慨，我想以这个感慨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反思和阐释马克思的哲学观，有一种强烈的感动――被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和崇高理想所感动。马克思是‘人'而不是‘神'，但他是自觉地‘为全人类而工作'的人，他是自觉地为‘一切人的全面发展'而献身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只有这样的‘大写的人'，才能为‘大写的'人类贡献出‘解放的哲学'。"我想，新的世纪，人类所需要的就是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哲学。

点击孙正聿　　

      孙正聿，哲学家，1946年11月生于吉林省吉林市，1950年迁居长春市。1966年高中毕业，1978年3月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先后于1988年、1992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教授，199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4年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现任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学位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哲学学会理事长，吉林省政协常委，《哲学动态》等刊物编委。2000－2001年任清华大学特聘教授，2001年被聘为吉林省高等教育特聘教授。先后两次获得教育部首届和第二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5，1998），先后两次获得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8，2001），先后四次获得长白山优秀图书一等奖（1995，1997，1998，2001），于1999年获得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并于2001年获得第四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主要著作：《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现代教养》、《崇高的位置――世纪之交的哲学理性》、《哲学通论》、《哲学导论》、《超越意识》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10余篇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先后于1998年和2001年被评选为首届和第二批吉林省省管优秀专家，2000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发表于《新文化报》（2002年8月14日）、《吉大研究生》（2003年3月、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