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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mber 29

    错过罗尔斯

    “我所尝试做的乃是将传统上由洛克、卢梭及康德所代表的社会契约论普遍化,将它推向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                                                         ——罗尔斯  
     
    我本来可以在罗尔斯去世前三年的时候聆听远在大洋彼岸的他的深邃思想的,但是三年后的今天,我才迟到的把内心深处的感动和困惑做一次集中的宣泄。非我不为也,实力不及也。没有接触著作,只是间接的感受,更何况我浅陋的知识支撑不起对罗老的宏大解读,即便是今天,我还是不能的,但是我会写下点滴的感受。
    今天,我翻开《正义论》的扉页,上面写着2005年6月18日购于北京六里屯,寻找读书笔记,才看到第二章,这是在我搬家前看的,后来有了电脑,沉迷游戏,一直耽搁了。此外,读此书不比我的专业书,没有知识底蕴支撑,因而一直有种负重前行的感觉,所以进展缓慢。
    早在2000年的时候,我同寝的学术高手就有此书,但是我一直没有去翻阅,尽管很多老师推荐。2002年11月,我从《新文化报》离职回校读书,已经快一年没有自习的我,在月底的一天去莘子园二楼自习。在门口的告示栏上一位同学贴出罗尔斯去世的消息,对罗尔斯的思想进行了解读,用词哀切,心痛不已。我也为之震撼,特别想知道这位同学是谁,哲社的、法学的和行政的都有可能,更难以排除其他学院。这所建在没有商业玷染的城市的大学,就这样和他的学生一起保留了最初的自尊,对学术的喜好没有边界,而对罗尔斯的推崇也是没有边界的。
    (未完待续)
    November 13

    张爱玲梦魇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三十年前的月亮。年青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张爱玲在《金锁记》里一开始就渲染着阴郁的苍凉意境。三十年前的月亮伴随着她的一生,她一路走着,瞧着,等着;三十年后的张爱玲回隔着三十年前的寂寥岁月张望着,自然免不了带着凄凉的哀惋。在她年轻的时候三十年前的月亮是信笺上的一滴泪珠,陈旧而迷茫;三十年后,她老了,三十年前的月亮却不欢愉,尽管比眼前的大、圆、白。

    张爱玲就像一个谜,她的身世,她的爱情和她的才气总是掩饰不住那神秘的光芒,而她自己也把生活珍藏起来,只露出漆黑的表面。她的读者在为她解读着这个谜,她自己也在用衣着、言行解读着,还有那不变的永远黯淡的月光。

    张爱玲的身世无疑是高贵的,她尚且不知道人世间的纷纷扰扰时就被刻上“清末著名 ‘清流派’代表张佩伦的女儿,前清大臣李鸿章的重外孙女”的生存符号,这样的一锤定音并没有在张爱玲的一生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但总是在潜意识地影响着她。

    她的父亲像其他的没落贵族一样秉承着遗老遗少的传统,在风花雪月里消磨着,落寞着,而张爱玲的母亲则是清末黄军门的女儿,一个崇尚西洋文化并具有良好西式教育的清丽女子。遗老的迂腐与西式的张扬只能在摩擦中不断的升级,最终的结果只会是一道深似一道的裂痕。家庭对张爱玲来说永远是纷扰的,也许这就是命运对她的选择。

    西式教育的灵活和东式教育的沉重把张爱玲送向了两个极端,如同一座山峰峻峭和平缓的两面。西洋化彻底的母亲总是试图把她培养成仪态万方的淑女,总是在音乐、绘画、礼仪和服装方面启发张爱玲。张爱玲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开阔而丰富多彩、清新而生机勃勃。与此相反的是父亲的身上只是那没落贵族的懒散习气和索然无味的沉闷,那鸦片味充斥下的空气是昏昏欲睡的,花边新闻、亲戚间的冷嘲热讽和旧小说的荒淫成了父亲身上的某种象征。    

    张爱玲就是这样,她在双料的家庭中吮吸着养料,在此基础上成就了一个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张爱玲陪伴着她的作品很突兀的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于是在这个世界点缀起了几个亮点。那种舒缓而低沉的笔调仿佛在流泪中倾诉着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故事,而这个时代是那么的遥远却又近在眼前。她的人物总是沉沦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中,作者与他们一起忍受着这种不厌其烦,而这种不厌其烦所带来的生活的真实总有着来自心灵的震撼。她的小说中女人总是在裂变着,她们在唠叨和警惕中匆匆老去,而且一代代的重复着像僵尸一样的生活。时间在生命里变得局促而慌张,像流水一样把一切洗涤得一干二净,还有女人的青春和那只有躯壳的爱情。

     

    张爱玲的小说就像一个狭小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她不是导演,只是一个旁观者,她静静地看,悄悄地等,终于有一天等到了她的那场哀怜而不动人的爱情,从此她的一生就一刻也离不开它。它总是在有意无意中导演着张爱玲一生的悲喜剧,以致于后半生中的张爱玲在美国的寓所闭门不出,面对着惨淡的月光想着三十年前的不免带点凄凉的月光。

    她想到了胡兰成,她的初恋情人,也是生命中第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他最初只是一个普通的慕名来访者,同时也是汪精卫政府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但是这对张爱玲来说并不重要,她只知道他是为艺术而来的,这就足够了。

    一切的悲剧源于那并不该有的会面,胡兰成是一个男人、一个温文尔雅充满激情的男人,而张爱玲的狭小世界里男人都是堆枯骨,有的更像木头,刻板而无味;有的只是一张白纸,苍白而无力。他们找女人是为了钱,那是女人用青春的毁灭换来的钱,他们找女人是为了性,那是女人三十岁以前的青春。可是她面前的胡兰成却使她耳目一新,被他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悟性和对作品的独特体会深深地吸引了,张爱玲无法抗拒这突如其来的冲击力,她在作品中的那种游刃有余顿时无影无踪。她清楚地记得那天他们谈了好久,那晚的月色好美,皎洁而朦胧。

    此时的胡兰成已经有过三任妻子,而作为风月场上游刃有余的老手,张爱玲对他来说自然是得心应手的。他的成熟和他的聪明以及看似曲折的人生经历,自然让比他小15岁的张爱玲感到目不暇接,而他在交际圈里也正好缺少像张爱玲这样的才女。张爱玲所表现出的那种谈如止水冷若冰霜的超凡脱俗让向来在人前惟命是从而又恃才傲物的胡兰成感到新鲜而刺激,但是他又始终无法明白张爱玲在他面前为何如此的幼稚又如此的成熟,而这种新鲜感是他所需要的。

    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并没有给张爱玲带来现实的安稳,相反张爱玲的一生因为胡兰成的汉奸身份和卖国行为而蒙上了不白之冤,后来在美国的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与此不无干系。

    婚后的生活给张爱玲带来了短暂的幸福与快乐,夫妇沐浴在文学艺术中,一时相携相依乐在其中,她以为这就是他们未来生活的全部。可是胡兰成的文人天性和汪精卫政府的末日降临,使她的一切成为泡影。从此,他们的人生只剩下插曲,而结局永远是爱情的背面——一个悠远而幽怨的残梦。

    在流亡的过程中,胡兰成先后与一名护士和一个村姑同居,期间的费用竟是张爱玲维持的。当张爱玲让胡兰成在自己和别人间作出选择时,他置之不理。“不久,胡兰成与范秀美结婚,后又逃亡日本,在日本又与大汉奸胡世宝的遗  余爱珍结婚。”

    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颇有点倾城之恋的味道,不同的是《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因香港的陷落而成全了彼此以游戏收场的爱情,而张爱玲与胡兰成却没有这奇迹般的戏剧性,他们只能因为战争各自诉说着自己的传奇。

    如果没有那场战争……

    如果没有最初的相逢……

     

    三十年前的月亮永远活在那个行踪诡异的华裔老人的心中,那是一个不死的梦想,即便像一场梦魇一样缠绕着她。三十年后的月亮是年轻人心中的明灯,总是月华似水,那里永远演绎着优美动人的传说。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只有她是明白的。

    那一袭华美的袍啊?

    October 24

    杜甫的哀思

           现在已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迷上了古诗,最初我对古诗是缺乏系统认识的,只是漫无边际的凭着感觉去读,后来我才有选择地读一些大诗人的诗。那是因为我《在红楼梦》中看到香菱向黛玉学诗黛玉说得一番话:
      “你且把他(即王维)的五言律诗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了,然后再读一两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有李清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两百首。”
      我不知道黛玉如何推崇王李杜三人,当时也没有稍加思索,只是依照黛玉的吩咐一路读下来,也许这是对《红楼梦》的信任的缘故吧。
      这样我就逐渐感觉到了三种不同的艺术境界。王维是一具恬静幽远的仙风道骨,每每悠然自得又怡然自娱,恰如苏轼所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令人身临其境不能自拔。相比之下,杜甫却只是一个瘦骨嶙峋的糟老头,似乎整天愁眉苦脸佝偻挪动,有时却也一脸凝重似故人将至,但终究改变不了忧国忧民的秉性。李白如其说是诗仙不如说是酒仙,总见他放浪形骸寄情诗酒间,似乎名山大川中总有自得之乐,但眉宇间总有那么一点无法掩饰的忧郁。
      如果说王维是在草木之间归隐以求田园之乐,那么李白则是浪荡江湖中以寻觅山水之乐,而杜甫却是在落魄流离时渴望天下苍生有自得之乐。
      王维是温馨的,我喜欢王维,因为他清新淡远脱避尘嚣;李白是浪漫的,我喜欢李白,因为他放任不羁寄情山水;杜甫是深沉的,我喜欢杜甫,因为他“沉郁顿挫”语重心长。
      那么,我究竟喜欢谁呢?
      扪心自问,一时惘然。
      恍然觉得,我,最喜杜甫!
      因为他的哀思,他的悲己忧人,他的怜事悯物。

      其实,并不是人一生下来就学会愁眉苦脸,杜甫也无异于常人,他一开始是很纯粹的。
      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一个累代书香的官宦世家。他恪守着积代相传的“奉儒守宦”的信念,在衣食无忧的同时,一直追求着“读书破万卷”的文人境界。杜甫的童年是幸福的,没有像白居易欧阳修那样艰难求学,他一心只为做一个满腹经纶的名士,将来为江山社稷尽终效力。后来这种文人心态一直支配着他,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终生不渝。
      年青时代的杜甫与李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杜甫在20岁时就开始了漫游生活,先后南下吴越、流连齐赵、北上燕梁,历时十载有余.在这十年里,杜甫遍游名山大川,把自己的激情和抱负挥洒在山水之间。《望岳》中杜甫写道: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疵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是诗人游泰山而作。字里行间蕴涵着湿润的理想和抱负,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时的他英雄少年诗名遍天下,自谓离建功立业为期不远了,他还想象不到自己竟能与“有儒愁饿死”的哀号联系在一起。
      可惜的是他生活在那样一个战乱频仍的沧桑年代,他的理想与现实有着深重的隔膜。如果唐代依然在繁荣中发展在文化中繁荣的话,如果唐代的皇帝们为杜甫留下宽广的生存环境的话,那么杜甫也会像李白那样继续寄情山水,然而时代不容选择,杜甫当然不能例外。
      在这十多年的游历中,杜甫一直不能忘怀的是他与李白高适三人结伴同游的欢乐时光。那是天宝三年,三人一起登高怀古,或访道寻幽,或豪饮狩猎,或赋诗论文,可谓其乐融融。天宝五年杜甫与李白分手,从此两人各自浪迹天涯永未重逢,其后数年杜甫时时感怀李白,诗句中饱含着浓浓的相思,久而弥深。

      杜甫做梦也没有想到与李白分手后来到长安面对的是失望与失落。在长安一呆就是十年,这期间他屡试落第悲愤不已,更令杜甫愤怒的是作为主考官的李林甫在试后不录取一人,却上书皇上“野无遗贤”。这使的杜甫“放君尧舜上,在使风俗淳”的政治思想无处施展。伴随着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也更加艰难,杜甫此时生活潦倒疾病缠身,“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饥卧动叩问一句,敞衣何啻联百结“。当幼子饿死在奉先时他只能无可奈何的表示:“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
      十年的长安困守使杜甫的凌云壮志磨砺了,他无奈地屈从了现实,可是只能作一些悲愤的哀号。这时他的命运在献三大礼赋后有了转机。被授予一个正八品的小官,这是他十年浴血换来的,融入了大量的心智和精力,然而在他即将上任之时却是安禄山叛兵之际,他的仕途仅仅是开始还没有走下去,便又被时局抛入了离乱的旋涡,又不得不携家避难。后来太子李亨在灵武继位,他只身前往,在途中被胡兵抓获,后又侥幸从长安逃脱奔凤翔。在华州过着短暂的安定生活后又奔秦州、同谷,最后在成都修建浣花草堂流寓蜀中。从下面两首诗中可以看出杜甫当时的心情。
      《野望》: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
      《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诗人感怀身世令人声泪俱下,生活穷困潦倒,弟妹辗转离散,国家山河日下。更重要的是,诗人迟暮多病,天涯孑然一身,建功立业已是无望。
      杜甫是一个抱负极大且矢志不渝的人,他曾自比稷契,要效君尧舜。当年长安陷落他不远千里奔赴行走,被胡兵擒获险些丧命;当民生凋敝国事危急时他又求励精图治,结果却被贬出长安,以后再也没回来。
      杜甫就是这样求忠求孝,他从未放弃对唐王朝的信心,他一直支持着唐王朝的改革,可是直到他死去都没有得到回报。

      公元768年,杜甫思乡心切便乘船取道江陵,因道路梗塞,只好漂至公安,后到岳阳,从此过着“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的潦倒生活,亲友也瞧不起他,所以有“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名句传世。于是又漂至潭州,遇叛乱逃亡衡州,这是他生平最后一次逃亡。他本想往彬州投舅父崔伟,但遇汛期涨水,只好搁浅。这时他已经五天粒米未进。县令听说杜甫被大水所困送来酒肉。杜甫便又折回潭州,后又从潭州北归。这年冬天,他病死在由潭州到岳阳的路上,自己的一条破船是最后的归宿,绝笔中叹息“战血流依旧,军声初至今”。
      杜甫一生都在飘零,他是在痛苦和孤独中走完一生的。没有生存的保障,他的肉体是痛苦的;满腹经纶而鸿鹄之志无处施展,他的精神是痛苦的;人海茫茫竟没有识其才略的知己,他是孤独的,他的心里也许只有李白才能领略,这恐怕也是杜甫怀念李白的由于之一吧?
      杜甫用他的诗把我们带进了他的情感世界,那里融入了深沉的忧思。这种忧思不是缠绵的闺怨离愁,也不是万念俱灰的无奈落拓,而是雄浑的、醇厚的,这是一种把个人的情感和感伤国事与黎民百姓联系在一起的博大关怀。
      有人说杜甫的诗温柔醇厚、有人说杜甫的诗凄惨悲凉、有人说杜甫的诗浑涵汪茫包罗万象。这些都是都不是,只有自己真切感受到的杜甫才是真正的杜甫,而自己才有了真正的自我。 
    2000.10

    发表于《朔风》第5期、2001年12月《流火》

    October 23

    胡适的背影

          历史的长河永远在时代的鼓点中奔腾不息,有的人被遗忘在历史的暗角,有的人被抛弃在时代的潮头,但是只要历史依然前行,在大浪淘沙中一切就终会还世人以真面目。拨开时代的迷雾,我们会看到一个个曾经亲切的身影从角落里站了出来,渐渐变得高大而清晰。胡适先生恰恰就是这样一位曾经被遗忘但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活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思想慰藉者。
          胡先生一生充满着神秘的色彩,世人对其功过是非尚不可有定论。胡适幼年受中国传统的旧学教育,深谙朱子理学,后留学大洋彼岸,服膺于杜威的实验主义,因而身受东西方双重文化熏陶,蔡元培诩之为"旧学邃密,新知深沉"。在新文化运动中第一个将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观念传递到古老中国,胡适因开一代之风气而"暴得大名",成为那些对他敬仰或批判的人心中的偶像,是年未及二十六岁。或许少年得志却是胡适的大不幸,他本可以醉心学术,像章太炎那样成为国学大师,可是这时的胡适已经隶属于整个社会,他的职责不是去玩弄生僻的古汉字,而是用西方的思想来感化教育民众。他试图寻求挽救时代的良方,成为为自己的信仰而无所畏惧的人,这时他又不得不为名望而活着。
          新文化运动后,胡适又推出开创风气的新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先生对非儒各派采取"平等的眼光",并着眼于"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格土壤"。(《先秦名学史》)胡适由于在哲学史上的开创性贡献,一举又成为世人瞻目的焦点,使先生的影响由通俗文化界扩大到正统学术文化界。遗老式的宿学鸿儒在目瞪口呆之际也不得不去瞻仰这颗耀眼新星的光芒,与胡适进行着学术上的应酬,梁启超对胡适的墨学见解"除了赞叹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说"。正当国人对哲学史情有独钟之际,胡适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尝试》,并召唤"大家都来试试"。姑且不论胡适新诗水平如何,但就其诗作中呈现出的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痕迹都可见先生之用心良苦。胡适在其后以一篇《〈红楼梦〉考证》的重磅炸弹向旧红学宣战,此举宣告了新红学的诞生,而他也以一系列的考证红学的文章奠定了在中国红学研究上的盟主地位。也许胡适在具体而微的学术研究上超过不了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但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开辟指引,把握一个时代的学术脉搏和文化潮流上,胡适的领袖地位已经无可撼动了。诚如他自己所说:"我现在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地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
          胡适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文化与政治是孪生兄弟,作为知识文化界的一代宗师,曾与陈独秀恪守不谈政治的胡适在现实的激流中也不能只醉心学术而不问政治。要用谈政治来解决中国的胡适一开始就是处于独立且超然的位置,他不属于任何党派却又被国共两党所不容。中国的政治舞台对胡适主张的西方政治模式有着本能的排拒力,他所主张的民主信念和自由主义理想也同样遭到一些文人的口诛笔伐,然而他对这一理想观念以一贯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讲演中高谈自由民主精神。
          唐德刚评价胡适正是基于此,他说:"胡适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的考验,他既未流于偏,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那些追随胡适前进而力有‘不及'者,则往往变成一些新遗老,完全忘记了‘圣之时者也'的古训,另一种追胡适而‘过之'的人却又流于浮薄。......反观胡适,他在举世滔滔的洪流之中,却永远保持了一个独特的形象。既不落伍,也不浮躁。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胡适杂忆》)唐德刚的评价使胡适身上闪烁着光环,可先生毕生却生活在孤独寂寞中,在他的理想与现实多次迎头相撞时真实的生活使他无法面对,他曾用自己的考证文字祭奠完一个旧时代,又用自己的文学、哲学、史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他一面是头顶博士帽的洋博士,一面却又是身着长衫的旧文人。胡适生活在两个时代,这就注定了他要被新旧两个时代的人误解。先生没有像郭沫若那样竭力迎合一个时代,而是进行着深沉的人生思索,他审视着自己的人生基点和文化天平。尽管世人视其为师,他的灵魂还永远在孤独中游走着。胡适曾说自己是一只寒鸦,在旧中国各种政治思潮文化现象滋生的丛林中没有自己的栖身之地,但又舍弃不了面对心悸的中国现实号寒而鸣的教育家职责。
          胡适的晚年已经脱离了整个时代,但他没有完全放弃议论政治的责任,可是曾经要求摆脱过去枷锁的号鸣声,如今沦落为落伍的口号,对政治自由公平的信念变成了政治反动的表现,而自信的热忱也变成了空乏而虚张的无奈。胡适已经历了太多的时代变迁和痛苦岁月,这些痛苦吞噬了他的精力,消耗了想象与同情,现实使他的信仰只留下了抽象的躯壳。于是胡适在晚年专心探求"全赵戴三家水经注案",前后达20年,这恐怕应证了康德所说的:当世事纷扰令人不安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选择一种与现实不相干的学问埋头去做。
          有人说,胡适受一些人尊敬又受一些人轻视,并非是因为他自己,而是由于他所代表的角色,是由于他所使用的方法是否真正应付他那个时代中的混乱多变。胡适身上闪耀着超乎时代的光芒,他的超前出现是那个时代的幸运,他的被尊重或被曲解或许是那个时代的不幸。胡适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始终保持着超然的心态,结果出现了捧胡派与骂胡派之间的对垒,在这些人的对垒中胡适突然地走了,他惟一的遗言就是一声叹息,这叹息不知是对自己寂寞人生的无奈还是对纷扰世事的解脱。
                                                                                                发表于《行政之光·学人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