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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19 《纽约时报》两大动作－裁员、变窄报 美国《纽约时报》17日宣布将在２００８年前裁员三分之一，关闭下属一家印刷厂，并从２００８年第二季度开始将报纸页面的宽度缩窄３．７５厘米。 根据这一计划，《纽约时报》将关闭设在新泽西州的印刷厂，把员工总数从目前的约８００人裁减到约５５０人。考虑到页面缩窄将造成新闻量减少，《纽约时报》决定适当增加出报张数以进行弥补。该报期望由此每年节省开支４２００万美元。 《纽约时报》执行主编凯勒说，缩窄页面是美国报界应对印刷费用上涨、读者减少和网站扩建所普遍采取的对策，《华盛顿邮报》和《今日美国报》等其他美国主流媒体都已采取了类似举措。他说，缩窄页面也意味着记者需要将文章写得更为精练。 美国发行审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面对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激烈竞争，在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１日的６个月时间里，美国报纸非周日版的日发行量下跌了２．５％，周日版的日发行量下跌了３．１％。 June 16 迟暮桐城之戴名出世一
我只是在路上认识桐城的。 那是一列由北京开往安庆的火车上。我坐在车厢里欣赏着窗外穿梭而过的景色，车出合肥以后，我的眼底尽是一片片浓绿的旷野，渐渐地旷野对面绿色掩映下的楼群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会是什么地方呢？”我自言自语起来。 “待会儿到桐城站，这里是市郊。”说话的是一位须发尽白的老者，他坐在我的对面，看上去慈祥而硬朗。他接着告诉我在桐城工作的一些琐事以及还有不少老朋友在那儿，云云。 “桐城现在怎么样了？”我不无好奇的问他。 “这几年确实发展的不错，可是文化着东西没了，老祖宗留下的全被扔掉了。”此时老者浑浊的双眼里闪烁着光芒。 …… 伴随着沉重的铁轨声，我不禁陷入了迷茫中。文化上的落伍？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在我的印象中桐城应该是一座隐含着浓郁历史韵味的古城，文化可以看作他的一面不倒的旗帜。在老者的眼里桐城失却了传统，而桐城的文化中古文传统曾使桐城一度名扬天下，这种天然的自豪感在现实中找不到慰藉，对老者来说确实是精神上的冲击波，在震撼的同时也只能无可奈何了。我没有直接接触过桐城，所以沉浸在桐城派散文的同时，只是对桐城产生了精神上的膜拜。 难道桐城的文化传统真的失却了吗？历史上，桐城曾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在清王朝。那时从桐城走出去的的几个文人，凭着桐城古地的文化熏陶，以起古文之衰为己任，自清代以来的几百年间使桐城派古文大行其道，桐城遂以此为当世所瞩目，于是有了“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引述程鱼门、周书昌语)的盛誉。 莫非她因桐城派古文的盛而兴，又因桐城派古文的衰而落了吗？ 二 桐城派古文的发展多少有点偶然性，最初从桐城走出去的桐城派老祖们并未曾想要创立门户，他们也只是发表一下自己的文学见解而已。从桐城走出去的，与桐城派散文创作多少有点关系的第一个文人恐怕要算是戴名世了。也许是历史的某种必然，他与顾炎武、王夫之一样也多少沾染上了些遗老的习气。他面对满清铁骑的肆意践踏，只能躲在书斋掩面而泣，时而孔子曰，时而书曰。当他遗老的特性与书生的秉性相交融，叛逆的心理于是日益增长着。他广泛搜集明末及南明的史料，整理出版了《南山集》。戴名世以为自己的怀明情结有了寄托正在家里高兴呢，没想到一场大祸正悄悄降临。在书中他沿用南明的年号被检举，康熙帝正愁没地方整治这些读书人，正好给戴名世戴上了“大逆”的高帽子，一场文化屠杀就这样开始了。 遗老的性子时过了头的戴名世终于没有得救，他成了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牺牲品。他的不幸却给方苞——他的同乡——带来了机会。方苞因为给《南山集》作序而被康熙下狱论死，后来因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又受康熙特旨赦免并放值南书房。从此方苞由以前结交吴越遗民的圈子里走了出来，开始信誓旦旦地效忠于清王朝。他所主张的“义法”“序例”得到了封建知识分子的普遍重视，一些人积极向方苞的文艺理论靠拢，桐城派的旗帜大有树立之势。 方苞一生因文得罪又因文得幸，在赢得了第二次生命以后，他除了对清王朝感激涕零之外还能做什么呢？他的散文创作和思想理论很自然地与康熙帝的个人好恶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联系使康熙帝在嘉奖之外看到了他的统治所需要的东西。这时候要说方苞有树立门户之见的想法恐怕过于武断，他只是对清正古雅、言简辞约、蕴藉委婉的散文风格抱着执着的追求，他只是在“学行程、朱之后，文章韩、欧之间”作出或学术或文学上的选择，但是他始终未曾料到他的那些只言片语在有清以来被那些晚生后学所继承。 对方苞的这种选择继承最好的当推刘大櫆了。他与方苞虽无师承关系，但是却受到了方苞的格外看重。仅比方苞小三十岁的刘大櫆没有方苞那么位高权重且声望极隆，两次博学鸿儒科的考试都未能考中，只能够靠方苞及其门人为他谋些事来做以维持生计，面对世态炎凉，他发起了牢骚：“客游京师八九年矣，皇皇焉求升斗之禄而不可得。” 由于刘大櫆客游京师但一无所获的缘故，他的散文中就多了许多怀才不遇的哀思，或悲愤之气溢于言表，或行文恣肆骂世欺人，这些都与方苞的清深雅洁的文风有着极大的差别。刘大櫆在感怀身世之际却使桐城派古文创作走上了新的起跑线，他少了些温柔敦厚多了些浩大的气势，他在怀才不遇中更加认清了社会的现实，因而他的文章多了股凌云之气。当他重新审视方苞的时候认清了“义法”与“序列”中的种种不足，在离京返乡后的数十年间他在对义法说有所补充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这样桐城派的发展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也许刘大櫆的终生布衣不足以称道，虽然文名满天下，桐城派的声名却远没有浮出水面，但也犹如含苞欲放的花朵，是呼之欲出的了。 June 08 相互依存：台湾经济“投怀”大陆一水之隔，两岸经济遥相呼应，1＋1>2；同文同种，两岸融合势在必行，息息相关。因而，两岸合则共赢，分则俱伤。
相互依存：台湾经济“投怀”大陆 去年，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高达580亿美元，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为423亿美元。如果没有大陆庞大的市场做依托，“台湾去年的经济增长显然无法达到3.57%”，连战4月14日在两岸经贸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如是说。 2005年，大陆与台湾两岸贸易总额达934亿美元，台湾为大陆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大陆更成为台湾的头号贸易伙伴。对此，台湾《民生报》4月22日发表的社评文章说：这是一个已经无法回避的事实，不管你喜不喜欢，你我的未来，跟大陆将息息相关。 依存度：台湾经济回归大陆
台商在大陆经过长达20年的投资经营，两岸经济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两岸经济的相互依存已经日趋紧密，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附程度也在逐步攀升。 2000年以来两岸贸易关系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取得了许多新进展，在两岸投资的带动下，两岸贸易快速成长，台湾对大陆贸易依存度不断提升，台资企业产品回销台湾比率显著提高，呈现出产业内贸易的新特征。两岸贸易的快速发展对台湾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祖国大陆已成为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字，海峡两岸贸易依存度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而且增长速度很快。目前台湾地区 1/4强的出口市场在祖国大陆。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附程度已经达到16%。据预测，到2010年，台湾对大陆的依附程度将超过20%。 仅以贸易角度分析，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的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祖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依赖程度，台湾地区从海峡两岸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对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国际收支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台湾当局的限制， 海峡两岸投资仅表现为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的投资。根据商务部估计，2003年，台商大量经由第三地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 萨摩亚等转投资，按这三地实际投资金额的70％估算，台商转投资的实际使用金额约为 53亿美元，远远超过按注册地统计的台资金额。加上按注册地统计的实际台资33.8亿美元，台商实际投资额高达87亿美元，约占当年祖国大陆境外投资使用额的16％，居境外投资的第2位。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至今方兴未艾的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投资热对台湾地区的产业升级结构、改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目前的单向投资仅显示祖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资金的依赖，但是从投资贡献的角度分析，台湾地区向祖国大陆投资对台湾地区经济的贡献度要高于对祖国大陆经济的贡献度。 对外依赖：从市场和地缘依托大陆
由于台湾当局试图通过与美国、日本等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来达到经济上的“去中国化”目的。在当局错误的政治干扰和政策指向下，台湾经济面临“边缘化”，跨国公司生产据点与营运总部纷纷搬离、产业大量外移。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加快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合作的情势下，台湾民间一直热情高涨，但台湾当局却悄无声息。 然而，台湾海岛型经济特点以及以代工设计为主的产业发展策略决定了它的对外依赖性，其高度的产品外销比重决定了台湾必须依靠“大进大出”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自然资源贫乏、生产技术欠缺等先天性不足，台湾生产资料大多依靠进口，进口依存度一直保持在40％左右，2004年以来超过50％。 台湾海岛型经济模式需要大陆的支撑才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大陆经济的磁吸效应不仅在于低廉而充沛的劳工和广袤而廉价的土地，而且在于深具潜力的巨大市场。台湾输往中国大陆的产品，排名前茅的是机器设备及其零件、电子产品及零件、塑料原料、纺织品及人造纤维，这些项目历年来都是主要的产品，输往中国大陆的前 ２０ 项产品，合计已占台湾总输出的 ４６％。此外，台湾能源主要靠进口,能源供给对外依赖性大, 总体对外依赖度在95%以上。进口的来源主要是中东国家。尽管在第一次能源危机后,台湾制定新的能源政策,分散能源供给,但收效甚微,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能源对外的严重依赖与高度集中性。由于其孤岛的地理位置,进口的石油只能靠油轮输入。如果忽视大陆的地缘优势，可能对台湾的能源安全产生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两岸的经贸互动和经济交流快速增长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双方自身内在需求的结果，另一方面与两岸出台的各项经济和政治政策密切相关。两岸的经贸往来不断地受到政治的牵引，时而加快时而趋缓。但总体上看，两岸经济层面形成的相互依存态势已成定局。 台海统一：台独声大难阻经济先行 未来台湾产业结构向高层次提升，必将加强与大陆的技术合作，并以大陆市场为发展腹地，改变长期过度依赖美国和日本的局面。两岸科技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大陆科技基础研究实力雄厚，台湾生产加工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大陆内销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巨大，台商行销能力强，经验丰富；大陆科技人才众多，价格相对低廉，台湾资金充足，研发能力相对较强等。在两岸科技产业优势互补的架构下，由大陆提供基础性科学研究技术，台湾提供应用性商品生产技术，不仅有利于提高两岸科技发展水平，而且有助于台湾摆脱对外技术依赖。未来两岸技术合作将全面展开，并逐步成为两岸经济交流的重头戏。岛内研发基地将进一步向大陆转移，在大陆筹设研发中心、ＩＣ 设计中心及软件开发基地，开发设计新产品。 对于台湾社会和岛内民众而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是第一位的需求。陈水扁就职以来，岛内经济由于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一直不很景气。被看作是龙头股的中华电信、台湾电力等众多国营企业还残存着高薪低效的经营体制，处理这类企业遗产和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以及推进半导体和液晶产业的发展，都是台湾亟待解决的问题。加之生产计算机的工厂纷纷向大陆转移，陈水扁第一任期开始时维持在2%的失业率，现在已经被推向4.5%。对此，岛内民众甚为抱怨。民进党虽然对解决经济社会问题没有多大作为，却对政治问题大感兴趣，不断挑起两岸事端，引发台海危机，这势必会对岛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更大的不利后果。况且，大陆已经成为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过去的4年里，台湾经济能有微幅增长，几乎全靠台商的出口贸易支撑。而岛内出口贸易的增长，几乎百分之百依靠大陆。大陆对台湾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果岛内经济剧烈起伏，台湾社会就难保稳定。 如果台海统一，对于美国、日本乃至韩国来说都是不愿看到的。对美国来说，台湾问题是牵制中国的一张王牌，维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现状对美国最有利。对日本来说，台湾问题除了具有遏制中国强大的作用之外，日本自身在台湾的重大利益，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比美国更不愿看到两岸统一。 May 10 一个朋友眼里的苹果醒目 苹果醒目
在火车站送海滨到检票口的时候，他在人群中向我微笑着挥手。
和六年前，他在吉大校门口送我上13路车时一样。 很亲和。 一点没变。 去年夏天的北京，前半程很快乐，后半程很落寞。
前半程快乐，源于地主们的热情招待；后半程落寞，源于和远在千里之外的宝儿闹了别扭。 那次行程，消解了我北京一站部分落寞的，就是海滨。
去年夏天，七月中旬，从深圳到北京之后，我正赶上海滨搬家。
从原来的破房东处，搬到好房东处，他已经在“将异乡活成故乡”的路上走出了又一大步。 当时，他虽然正在愁着女友的工作问题，但我能看到：他安静眼神背后，闪烁出的是希冀满满的光芒。 除了半天搬家，我在北京的两天，他一直陪着我东游西逛：包括早晨四点多接我进站，去新浪，见色狼一号，见佳妮……
可谓最佳拍档。 无奈，那两天的我，心情过于灰暗。 不知道，影响了他没有。 此次来长，他事先打过招呼给我。
并让我去看看能不能订到回程的车票。 可刚答应完下午去看看，转眼就忘了。 我挺闹心于自己这个失误。 他为大学同学的婚礼而来，也为看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哥们而来（甚至，为看宝儿而来）。 3号回长，正洗衣服间，他打电话给我，说4号晚上可以到我这儿来。 说实话，他电话之前，我想过播给他，问他在哪里。 但终究没打——想的是晚上再打不迟。 他先和几个同学聚一下，最后落到我处，应是不错的安排。 4日晚，他带了一个北京的哥们来到我住处之时，已是晚上十点。 寒暄几句，我向他道歉：我把给你订票的事儿忘了。 看得出，他一点儿没放在心上——也是知道我这人虽然不少事情心细，但若干方面脑筋极抽条吧？ 都很兴奋，下楼买了点酒上来，我们三个开始斗地主。 他们说打斗地主之前，我只是知道这玩艺是京城白领，甚至全国白领之间甚火的一个休闲游戏，但从未玩过。 “巨简单！”海滨带来的，证监会的这位哥们学政很乐意教我。 规则真的很简单，我一下就学会了。 越玩越尽兴，转眼便到了午夜三点。 不得不睡了——这是多么短暂的一晚啊。 5号一早，学政早早起床回吉大——就这么几天，他竟然在那参加了一个交际舞班。
“学政只学习了十几天，就把研究生搞定了，厉害吧？我挺服他这股劲儿的！”海滨和我说。 本想和海滨继续睡个饱，之后找地方玩，但十点左右，他的电话响了，吉大同学有请。 他是从不拂人家面子的人，一定会去。 这次，他还是。 中午，他回来了。
说要和我一起去买人参。 听他所言，在长春的几年，每年，他都要买几百上千元的人参带回家。 给父母泡茶，泡酒，熬汤，送给亲友。 于是一起去农大。 农大的表弟帮忙买了人参之后，一起顺便去看表弟的妈妈，我的姑妈。 走过超市时，海滨和我说要去买点水果给姑妈。 我便让他去——我肯定拗不过他。 从姑妈家出来，向车站走的路上，表弟和我偷偷地说。 “你这哥们不错。” 晚上，又参加了他一个同学的聚会。 这次的同学，正是我在健身中心真正认识的，报社人事部的梁辉。 一个有内秀，但内向的男孩。 不想，他和海滨也是同学！！！ 像往常一样，吃过饭，其它人走掉了，他送我到校门口打车。 穿过校园时，我们走岔了路。 我们走进了一块工地。 那里，许多工人在吃烧烤。 就这些底层人民的生活有了进一步了解之后，他接下来的话题就离不开这些了。 往回走，一个不小心，我的脚踏入了一块泥沟。 我惊呼了一声。 他开始不好意思，一个劲儿地说自己带错了路。 ——其实，我踏进泥沟，和他有什么关系吗？ 走在吉大校园里，他和我说：
“我以后可能很少回这里了，日后就没太多机会了。” 不知道他真正想的是什么，但我知道： 他怎么会不想再回来？ 6日中午，也就是今天，我请客。
阳光很好。 在家附近的锅边鱼，前一天晚上的几个哥们都来了。 海滨和大家说起我为《吉大研究生》写时事评论专栏的事儿，大家听得入神。 结婚的哥们梁说以前就看过我的文字，看文章名字，看作者名字，一直以为是细腻而理性的女生，没想到是个大老爷们。 呵呵呵。海滨就在一边笑。 我和他对视，他笑得更厉害。 像我当年介绍他到我们单位工作前的一顿饭时一样笑得开心。 晚上在蜀香园给海滨和学政送行。
不知为什么，海滨话不多，一直在吃东西。 我问他把人参放哪里了，他向我一指座位边上的皮箱。 之后他问我，什么时候再去北京。 我说，不知道。同时对他一笑。 看得出来，我这一笑，把他想继续说下去的话憋了回去。 他就去叫服务员添茶水。 这最后一顿饭，大家都没喝酒。 一起到了车站，上升的扶梯上，我在前面，看后面的他。 他在和新婚的梁说话，面色，恢复到了几年前我见他时的形容。 突从小众到众人中的不适应。 和我太像了。 在挤进检票口的人群之前，他在3候车室门口整理皮箱的底座。
我劝他不要弄了，他不听——那底座是在过安检机器时刮掉的。 学政已经挤进了人群——他终于弄好了。 站起来之后，他长出了一口气。 他们随人群缓慢向前的时候，我和送站的梁没有离开，走到旁边的候车区过道上目送他们。 我就看到了他在向身后看——应该是看我们走没走。 当他终于在侧面的不远处看到我们时，他又露出了孩子一样的笑，同时，推了推在他前面的学政。 于是，他们一起向我们挥手，叫我们回去。 也向他们挥手的瞬间，我忽地就有了要落泪的感觉。 拍了下梁的衣服，我转身向回走。 梁也回走——再回头，他们已经隐没在人群中。 小后记：
几个月前，偶然搜索到他女友小思的博客后，我发现了一件事：去年七月，在北京车站，送我过了安检门之后，海滨没有目送我，很快就转身向回走了。而小思，则在回到家后责怪了他对我礼数不周。 我不知道海滨那次的心境如何，我当时只是想早回长春，没注意到他的表现。 我只是知道：他的表现肯定和我们的哥们情谊无关。 至多，和他永远也学不会世俗的心机，还没学会在意处世的方法和细节有关。 他的博客就在我的链接中。他的笔名叫苹果醒目：很阳光，很积极。 苹果，是最佳水果，一直很醒目。 而我的，叫雪城白鸟：很希望单纯，同时，也很自恋。 白鸟，是孤单的代名词，一直很需要好朋友。 April 26 渴望河流不知多久 没有两脚凌空
踏过一条的河流
那条弯曲的窄窄的河
没有看 没有找
眼前总是少了河水的灵光。
遇到 没有
寻找 未到
不知多久 没有找到河流
却任凭心的距离
一直在流淌
那清澈夹杂声响的不安
绕在梦里 回到家乡
大喊一声 跨到对岸
回头看啊回头看
一条街道的两岸
2006年4月25日16时许 北京 March 24 熊猫真名叫猫熊台湾媒体使用“猫熊”一词，素有“马更正”之称的台北市长马英九表示自己查证过，正确叫法应该是“猫熊”（pands ）。
孔圣人言：“必欲正名乎！”“正名”，对熊猫来说，也是必须的。因为长期以来，“熊猫”这个姓氏在大陆被颠倒乃至“以讹传讹”太久，竟约定俗成很久很久了。
“熊猫”的正确名字应是“猫熊”。它为何名字被倒置，以讹传讹这么久。原来最早被发现并携带出国的第一只活体大熊猫，是1936年底由美国动物学家威廉、露丝夫妇实现的，它出自四川的宝兴，是一只熊猫幼仔。携带途中露丝亲自喂之以自己的乳汁，她在《女人和熊猫》一文中写道：“那黑白的小圆球脑袋用鼻子磨蹭着我的上衣，忽然本能地找着了我的乳房。”该文在排印中，排印工人误将“猫熊”一词倒置为“熊猫”，从此遂以讹传讹，误传至今。 “猫熊”意为“像猫的熊”，“熊”为主词，“猫”只是定语，它属猫熊科，而非猫科动物。而“熊猫”之称则大谬矣！它把“猫熊”这个猫熊科动物，误归入“猫科”了。这正如将“屡战屡败”的词序更改为“屡败屡战”后，词义便大不相同一样。 因而馬英九说「中國都講『熊貓』，但台灣是講『貓熊』，台灣並非強調此事的主體性，而是它本來就叫做『貓熊』」
March 19 我们该如何看待伊战三周年的Anti-War兼驳新华社《伊战祸水何时不再流淌》
伊战无罪，奈何反之？ 在伊战三周年之际，各国掀起了反战热潮，这似乎是每年的固定节目，让新华社抓住机会大做特做。 反战表象上是民间的，是自发的，是非政府组织的，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有战争污点和在野党的“抹黑”策略，也有不认同国家外交策略的。 美国民众的反战并非是一边倒的，今日的纽约时报就没有举行大幅的报道，美联社也就是一篇小稿，列出反战的事实，没有对布什政府的“错误”进行新华社式的追问。 反战是因为传统，是因为战争伦理，是因为死亡。 美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孤立主义传统的国家。美国应置身于欧洲大陆之外，避免承担海外政治、军事义务，减少对外经济援助，集中精力于国内事务。在美国外交史上，孤立主义思潮自建国以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是孤立主义的奠基人。华盛顿在著名的《告别演说》中告诫美国人，不要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以至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争夺、利益、情绪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他认为：“我们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我们真正的政策，乃是避免同任何外国订立永久的同盟”。第三位总统杰斐逊在他的就职演说中重申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原则：“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通 商往来和友诚相待，但不与任何一国结成同盟”。华盛顿等人孤立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政策一直坚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理想主义兴起，可是好景不长，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全球主义遭到了失败，自己提出的国际联盟被议会否决，孤立主义又重新占据上风。
建国先贤们对美国人的美洲有着独特的偏爱，对任何危及美国和平的行为都避之莫及。直到罗斯福总统的一纸租借法案将美国步步带入世界，接着由杜鲁门总统推行遏制战略，继而美国的全球战略在冷战的刺激下大行其道。孤立主义传统在美国普通国民身上印下痕迹，在伊战长期成效不大的情况下重新抬头。 这次反战从参加人数和规模来说不是代表美国的主流民意，是孤立主义思潮的重新再现，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美国社会不是用一个声音说话。
在反战者眼里，伊战的战争理由不够充分，甚至是谎言。时至今日，美国没有能够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给对伊战态度模糊的人留下把柄，也让信奉公平和正义的西人难以容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人不是反对伊拉克战争，而是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在战争伦理观念中，没有了发动战争的充分理由，战争会被归入非正义战争之列，而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意味着萨达姆的危险不至于危害到其他国家，不至于美国的很多盟国出兵相助。因而战后出现的撤军潮不是在伊拉克没法待下去，而是迫于国内压力，迫于纳税人的压力。
美国人的心中，生命是最宝贵的。2000多名士兵的死亡让国内民众和在野党痛恨不已，也让共和党政府如坐针毡。而投入十几万兵力，平均日耗资２亿美元
也让纳税人对政府颇有微辞。而那些失去儿子的母亲自然首当其冲的反对这场带来切肤之痛的战争。 伊拉克的局势也让民众对布什政府的掌控能力有所怀疑，但是萨达姆独裁政府的倒台和伊拉克民主制度的建立，让布什的支持率一直在高位徘徊，因而美国的民众只是在怀疑和信任之间徘徊，而不是在倒布和伊战祸水之间进行选择。如果说伊战有祸水的话，也是流淌着伊拉克新生前阵痛的鲜血，而鲜血的祸根是独裁的、黩武的、愚民的萨达姆政府。 祸水尽处，何愁清泉？ February 08 没想到有机会解读国际政治问题没有做过多长时间的记者，却被朋友相邀写采访趣闻给未来的记者看；学了7年的国际关系却没有机会纸上谈兵。昨天终于有机会献丑，又苦于没有时间细细思考。http://finance.sina.com.cn/g/20060208/0345538999.shtml
2年前在东方早报头版写过关于拉登被抓住是否重要的评论，此后一直没有机会在别的报社露脸。学有所用难，让人发现也难。
至今，我仍然觉得东方早报是我做国际新闻最有用武之地的地方，而昔日每日经济新闻北京新闻中心是我觉得最惬意的集体。
有新闻人聚集的地方难得，中国人聚族而居，做媒体人志同道合，我辈所求。 January 26 North Korea Takes a Peek Down China's Capitalist RoadSEOUL, South Korea, Jan. 20 — The Communist nation's paramount leader left the January cold of the capital for an extended tour of southern China. Despite the government-controlled news media's silence on a rare trip by the reclusive leader, he was spotted in Shenzhen and other early laboratories of a Chinese marke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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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arge This Image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via 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Kim Jong Il, North Korea's leader, second from right, at a crop research institute in Beijing during his recent China trip. Enlarge This Image
Bobby Yip/Reuters Deng Xiaoping's policies opened the way for China's experiments with a market economy. Later, in Beijing, the meaning of what became known as his "southern tour" filtered through: he gave his nation, where economic change had been sputtering, the nod for a full-throttled drive toward capitalism. That leader was Deng Xiaoping, of course, the year was 1992 and the rest was history. But earlier this month, North Korea's leader, Kim Jong Il, completed an eight-day stealth tour laden with parallels, crisscrossing the same booming region, looking studiously attentive during stops at high-tech factor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fter Mr. Kim's visit, a debate erupted over whether he was truly seeking to inject new momentum into the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reforms that North Korea began carrying out in 2002, after an earlier China trip by Mr. Kim. But there is a more fundamental question: even assuming that he has the will to carry out Chinese-style changes, has he the ability?
Mr. Kim has trod this capitalist road before, and most analysts here say that he has no choice but to try to push ahead with the liberalization. "When North Korea implemented reforms in July 2002," said Paik Hak Soon, a North Korea expert at the Sejong Institute, a policy research organization here, "it crossed the Rubicon."
In 2001, Mr. Kim visited Shanghai, the center of Chinese capitalism, to see its stock exchange and joint venture companies. He took along senior military officers, perhaps to persuade them that they, like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could retain their privileges in the new economy.
Mr. Kim did not comment directly on what he saw in Shanghai, though Chinese officials said he described China's market reforms as "correct." That was a telling compliment, considering that during a 1983 visit to Shanghai he had waved away incipient reforms as "revisionism."
The results of the 2001 visit appeared to take form in North Korea's economic policies of July 2002. Planning was decentralized and ceded to local governments and factories. Wages were raised and based on performance; prices for commodities were allowed to fluctuate according to supply and demand. Across the country, people were allowed to sell food and consumer goods in markets. Also, North Korea joined with a South Korean company to establish the Kaesong special economic zone, just north of the demilitarized zone, where 280 South Korean managers and 5,670 North Korean employees now work together.
But last fall, the government seemed to reassert its control over the economy by closing the markets in the capital and partly reinstating its distribution of rations. The backpedaling made some critics doubt Mr. Kim's willingness to stomach economic liberalization's side effects, like inflation. But others said it was simply a temporary pullback, like those experienced by China and other reforming, socialist economies, like Vietnam.
In his latest trip, Mr. Kim's entourage included many economic officials presumably raring to replicate Chinese-style reforms at home.
This time, he visited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singled them out in a speech at a banquet organized in his honor by President Hu Jintao, raising expectations that a new round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would entail the creation of similar capitalist enclaves. In addition to expanding two zones just north of the demilitarized zone, analysts said, the North might resurrect two dormant ones along its borders with China and Russia.
The one bordering China, in the northwest city of Sinuiju, was made a special economic zone in 2002. But the man North Korea designated as it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 Dutch-Chinese businessman, was arrest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for fraud and bribery before the zone could open.
In China, the special zones allowed Beijing to largely confine the side effects of free markets to the southern coast, while maintaining its grip politically. But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rapid growth are likely to be felt far more acutely in a smaller country like North Korea, whose leadership has yet to show any hint of political openness.
"The reforms have been done in a halting manner because Kim Jong Il seems to want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reforms but none of the risks," said Bruce Klingner, an analyst at Eurasia Group, a political-risk consultancy. "His overriding concern is his regime's hold on power. In China, Deng Xiaoping had to fight his own senior leadership. He was clearly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economic reforms."
Economists cite other crucial differences that may curb North Korea's efforts to pull off Chinese-style market reforms. While China used its large agricultural sector to expand its industrial base, the North's economy is already largely industrialized, albeit with hulking, Stalinist factories that are all but useless.
"Its industries have collapsed, so full-fledged reforms are impossible without massive foreign investments," said Yang Moon Soo, a professor at Kyungnam University's Graduate School of North Korean Studies here.
In the beginning, China relied heavily on overseas Chinese investors and could also count on the interest of foreign businesses that had been salivating at the boundless promise of the Chinese market since the 19th century.
North Korea's trade with China and South Korea has been rising sharply in recent years. But to carry market reforms to the next level, analysts say, North Korea would need to repai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Only then would it secure the necessary energy resources and aid to run, repair or build its factories.
Until Mr. Kim carries out a new set of reforms, or fails to, opinion will remain split on whether his southern tour will resemble Deng's in substance or only in image.
At the Beijing banquet, he gave few clues. "Our visit to the southern part of China convinced us once again that China has a rosier future thanks to the correct line and policies advanc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 said, leaving unsaid whether North Koreans should expect the same.
Next Article in International (11 of 16) > November 29 错过罗尔斯“我所尝试做的乃是将传统上由洛克、卢梭及康德所代表的社会契约论普遍化，将它推向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 ——罗尔斯
我本来可以在罗尔斯去世前三年的时候聆听远在大洋彼岸的他的深邃思想的，但是三年后的今天，我才迟到的把内心深处的感动和困惑做一次集中的宣泄。非我不为也，实力不及也。没有接触著作，只是间接的感受，更何况我浅陋的知识支撑不起对罗老的宏大解读，即便是今天，我还是不能的，但是我会写下点滴的感受。
今天，我翻开《正义论》的扉页，上面写着2005年6月18日购于北京六里屯，寻找读书笔记，才看到第二章，这是在我搬家前看的，后来有了电脑，沉迷游戏，一直耽搁了。此外，读此书不比我的专业书，没有知识底蕴支撑，因而一直有种负重前行的感觉，所以进展缓慢。
早在2000年的时候，我同寝的学术高手就有此书，但是我一直没有去翻阅，尽管很多老师推荐。2002年11月，我从《新文化报》离职回校读书，已经快一年没有自习的我，在月底的一天去莘子园二楼自习。在门口的告示栏上一位同学贴出罗尔斯去世的消息，对罗尔斯的思想进行了解读，用词哀切，心痛不已。我也为之震撼，特别想知道这位同学是谁，哲社的、法学的和行政的都有可能，更难以排除其他学院。这所建在没有商业玷染的城市的大学，就这样和他的学生一起保留了最初的自尊，对学术的喜好没有边界，而对罗尔斯的推崇也是没有边界的。
（未完待续） November 27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范式范式的概念是托马斯·库恩研究科技知识发展史而发现的。库恩发现，在知识的发展中，总有一些非常核心的、能够统领其他知识的概念存在，这样的概念是其他知识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而一旦这样的概念被新的概念所取代，那就是知识世界的革命，如天文学中的太阳中心说对地球中心说的替代，就是一场革命，在新的概念统领下，原有的知识或被替换，或被改造。 因此，一个范式性概念的发现和确定，对于我们理解整个知识体系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它引导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演变，是我们理解整个知识体系及其历史发展的最有效的捷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往往以一个新的范式性概念被广泛接受认可为标志。 范式是有边界层次的，它可以是整个人类思想层面的，也可以是各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的，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说是生物学方面的范式，但也可以看作整个人类思想的范式。这里的知识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科领域。学科领域反过来也就成了范式的边界，而边界使得每个学科领域来讨论各自的知识发展及范式革命成为可能。如果再往下继续，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同一学科内部比较相对独立的子知识领域，也存在相对较为独立和完整的知识体系，因而也可以说有范式及范式革命的问题。 虽然范式概念本身及其存在已取得了广泛共识，但涉及具体领域，某一阶段具体范式概念的认定，就存在不同看法。对于整个知识体系的发展史，也有不同的归纳。 国际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知识体系的建立相对来说比较晚，不过和这一知识体系相应的历史事实，可以说和国家的历史一样早。当然，这是在宽泛的国际关系概念上说的，如果严格地说，那么国际关系就是主权国家形成后，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历史最多也只是近四百年不到的事。因此，从宽泛意义上说，即使当时不存在相应的独立的知识体系，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回头用范式的概念来进行讨论，这并不会影响范式这一概念本身的科学性。而且，这样的做法在其他学科领域也是存在的，即使在库恩发现范式概念的科技史领域，他之前也不存在范式的概念。 综观国际关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有这样几个范式的存在：自然状态、传统帝国、中世纪主义、主权国家。 自然的国际关系状态是最原始的范式，和近代思想家对自然状态所作的假设一样，自然的国际关系中，除武力实力外，没有任何其他原则。这时的国际关系是原始的，也是偶然的。在每一文明和区域性体系内部，存在一些比较通行的原则，但不同的文明之间，原则的对话都不存在，或者说原则的碰撞和对话就是在战争中进行的。 帝国是古代一种比较主要、存在时间比较长的国际关系范式。在某种意义上，帝国不属于国际关系的范畴，帝国本身自成体系，国际关系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其内部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在人类绝大部分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演进当中，帝国一直是典型的政治型态。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为一个国际体系。”[2]因此，帝国之间的关系和国际关系的自然状态没什么区别，而帝国之内的关系是一种等级制结构，不同的组成部分在等级结构内所拥有的权利和地位不同，甚至不同的个人在这些方面也不一样。在这样的范式下，人们习惯于等级和区别，习惯于在体系内部确定各自应属于的位置。 中世纪主义严格说来只在欧洲历史上存在过。我们这里把中世纪主义作为单独的一种国际关系范式，不在于其宗教意义，而在于其作为一种体系秩序的独特性。首先，它和国际关系自然状态的相似之处在于体系权力的高度分散，而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分散到小到一个庄园都拥有几乎和现在一个主权国家相似的权力；其次，它和国际关系自然状态不同的是，体系具有一些大家都认同并在法理上遵守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封建分封和效忠所相应的一系列原则；第三，它和国际关系自然状态还有的不同在于，虽然权力高度分散，但权威相对集中于两个角色身上，即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虽然还有一些王国是在帝国的管辖范围之外的，但帝国皇帝的权威名义上所能到达的范围无疑是最广的；第四，中世纪虽然也存在帝国，但它和帝国范式不同的是，帝国的权威并没有扩展到体系的每一个角落，帝国之外还存在几个实力强大到能和神圣罗马帝国相抗衡的王国，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控制也没传统帝国那么强，帝国内的等级结构是一种封建分封的诸侯贵族等级结构，而不是传统帝国的官僚统治下的等级结构；[3]第五，中世纪除了世俗的普遍权威外，还有一个更普遍的精神领域的权威存在，那就是教皇。教会自身是一个严密的体系，同时它的权力触及并渗透到世俗领域，甚至每一个个人。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国际关系范式是主权国家范式，也可称为威斯特伐利亚范式。主权原则是这个范式的核心概念，它明确了凡是被承认为主权国家的国家间一律独立平等的基本原则，其他国际关系的所有原则几乎都可把其逻辑根源回推到这一基本原则上。在理论上，这一原则把国际关系推到一个无政府的状态，国家是一种原子式的存在。这种无政府状态和自然状态不一样，自然状态连主权平等这样的基本原则都不存在，而主权范式下的无政府状态不但有主权平等这样的原则，而且其本身就是由这个原则构建的。 这些范式在历史上不是以一个单线递进的方式发展的，后一个范式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前一个范式的残留。例如在中世纪范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帝国范式的某种残留，而在主权范式中也同样有帝国范式的残留，作为主权范式的基本单位的民族国家，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才普及到全球大部分地区。不过这样的残留并不影响范式主导原则的运作，因而也可以说范式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基于这样的历史分析和范式界定，如果我们现在要来讨论一个国际关系新范式的问题，那么就应该是一个主权国家范式后国际关系将会是一个什么范式的问题。换言之，一种新范式的认定和确立，就看主权作为一个核心原则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被替代，新的原则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认可。 不过，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范式有时候会在一个知识领域内的相对独立的子领域存在，在国际关系当中，有时候人们会在体系演变意义上来讨论范式问题，例如单极体系、帝国体系、多极体系、二极体系，而国际关系新的范式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就和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构建问题混淆在一起。例如，许多学者会承认文明冲突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但文明冲突论又经常被和其他国际关系新秩序问题的讨论并列在一起。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如果说新范式的问题目前还无法从超越主权原则的层面来谈的话，那么退一步讲，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从新的国际秩序意义上来讨论这一问题。 November 23 给“橙色革命”更多的时间 乌克兰“橙色革命”一周年迎来了大规模示威。他们作为一年前“橙色革命”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正在用“热情”退后的冷静反思那场乌克兰历史上少有的政治震荡。但是民众对相对获益的执着追求忽视了振荡期的必要调整。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围着橙色围巾参加了当天的纪念活动。一年前的今天，尤先科作为反对派领导人就是以这样的装束，率领众多支持者在独立广场掀起抗议活动，指责当局在总统选举中舞弊，拉开了“橙色革命”的序幕。街头斗争使尤先科获得了重新举行第二轮总统选举投票的机会，并最终赢得总统选举胜利。 尽管“革命者”还没有带来急切的成功。但是一种上升的力量作用于生产力是一个过程，一个社会的顽疾不能在短期内彻底解决。 看有关媒体列出的短期影响： 尤先科今年１月就任总统后，任命“橙色革命”中的铁杆盟友季莫申科为政府总理。这位女总理上任后实施了两项备受争议的经济措施：重新私有化已经拍卖的最大的国有钢铁企业和取消自由经济区优惠政策。这些措施可以说是事与愿违，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
在政治方面，“橙色革命”时团结在一起的各派领导人在胜利后开始忙于争权夺利，“橙色阵营”内部不断曝出丑闻。尤其是总理季莫申科与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波罗申科之间龃龉不断，甚至公开指责对方贪污腐败。这不但干扰了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而且严重损害了当局形象。尤先科不得已于今年９月将二人同时解职。（在政治学中，政治是集团利益的最大化） 此外，尤先科上台后以反腐败为名，在短短几个月内撤换了１．８万多名各级官员，造成前政权官员人人自危，政局产生波动。尤先科在总统选举中的竞争对手、前总理亚努科维奇多次指责当局“以颜色划线，进行政治清洗”。（撤换了１．８万多名各级官员必然有比这个数字更多的反对者，游行不能说明问题） 随着明年３月议会选举的临近，乌克兰的“颜色较量”仍在继续。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东部、南部和首都基辅都有较大规模的反对“橙色革命”的集会游行，这种斗争将不断加剧。 在对外关系方面，乌克兰与西方的关系的确有了很大改善。尤先科在对美、英、法、德等西方大国访问时都受到了高规格接待，北约和欧盟的高级官员也频频造访乌克兰。但大多数老百姓对乌短期内加入这两个组织不抱太大希望。 另一方面，乌克兰坚持“入约加盟”的政策损害了与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多次表示要将供应给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提高到国际市场水平，即从目前的每１０００立方米５０美元提高到约１６０美元。乌克兰的天然气主要从俄罗斯进口，俄罗斯提高天然气价格将使乌许多化工企业和冶金企业陷入困境，也会直接影响到普通居民生活。由于民族、历史、文化等因素，很多乌克兰人，特别是东部和南部的居民，并不愿意国家与俄罗斯走得太远，对当局的“西进”政策有抵触情绪。（与西方缓和关系会有更大的利益在等待着，只不过在观望和博弈中，同时保持与俄的传统关系也是新政府的诉求） November 22 用来自我安慰的：守望心灵的事业（大学时的我） 除了一些必须严肃的场合，周海滨是很少严肃的，更多的时候给人一种随和的感觉，让人很容易接近。当然，他激动的时候不是没有，而仅有的几次就是有关文学事业的。对于他来说，创作、经营、思考校园文学成了大学生活的主旋律，虽然他学的是国际政治。
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日子，怀着对文学一向不变的憧憬，海滨加入了由研究生院主办的《秋泓》杂志社。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做了校园文学的志愿者。这话听起来有些无奈和失落的情绪，尽管"志愿者"给人更多的联想是热情和激情。这种情绪，也许只有同样做着文学梦的、不辞劳苦的经营着校园文学的人才能体会。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文学日益冷落的年代，曾经有过的为一句诗而动容的年代已经逝去，人文精神在现实的急功近利的冲击下支离破碎，即使是相对独立的校园，校园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忙于过级、考证、考托，越来越多的人遵循着适应社会求生存的原则拼命地使自己现实化，越来越多的人在行之有效的途径赚取着资本。而文学，顶逆着一切媚俗行经的文学，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在阅读相对缺席的背景下，以热情为支撑去"经营"一份刊物，首先意味着要面对绝大多数人的冷漠和不屑一顾。
然而他还是认真地去做着该做的事，这其中的快乐在于他认为自己坚持了梦想，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从小他便对文学有着一种由衷的神往，在文学的世界里感到的是自由灵魂的复活。也许是家乡--安徽东至--一个风景优美而又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皖南水乡赋予了他这种气质。很早的时候，他就摆弄起文学，看到那些散落的、本身无意义的符号被自己的思想、情感的线穿梭起来而具有了生命的过程，是惬意的。１９９２年，他在《十月》上发表小说处女作，入大学后又相继在各类报刊及网络上发表作品５０余篇。尽管有时觉得这些东西有些幼稚和肤浅，却是他自己心路历程的展现。
人说文人是最不缺乏激情的，特别是当他面对着他最喜爱的文学时。曾有过为文章的构思彻夜未眠的思索，曾有过与文友推心置腹的交流，曾有过与文学前辈的虚心求教，曾有过办刊路上的曲折艰难，也曾有过与笔者的彻夜长谈，这些构成了他守望心灵事业的一幕幕。
笔者永远忘不了那一晚，海滨在熄灯的时候找到我，手里拿着刚刚出版的《秋泓》杂志。于是在宿舍楼昏黄的楼道里，我们谈起了校园文学。他对校园文学鞭辟入里的分析，敏锐地觉察出其中的症结所在，并希望利用《秋泓》为校园文学贡献出一份力量。在这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中，他一直用他特有的激情感染着我。他本可以按部就班地做着《秋泓》的工作，做个守成者，但他没有这样做。
征稿、选稿、排版、校稿、印刷，一路走下来真的费了不少心思。尤其是往返于学校印刷厂的一段时间，坐车晃得脑袋都大了。为了节省开支，他还得考虑找价格便宜的打字社。有一次在学校附近找了一家，正沾沾自喜免了奔波省了钱时，却下起了雨，踩着泥水走了几个来回，整个人惨不忍睹。
现在已经大三的他，在《秋泓》杂志社已经干了两年了。按自己的实际和编辑部的惯例，负责工作应该转到下一届同学身上。这两年他认识了许多文学圈内的人，彼此间的交流也受益匪浅。当问到他会不会因忙碌而放弃写作时，他说："文学是心灵的事业，他的自然流露，想不写都难"。看来作者的身份他是要保持下去的了。
如今，周海滨又在为《秋泓》五周年纪念和校园文学研讨会的事忙碌着。看来，"文学痴"的"痴"性难改了。(李爱花 胡念飞 ) 2002-8-21 《吉林大学报》作者二现为《南方周末》记者 November 20 用真话感动了他我是在2002年7月采访孙正聿教授的。那时我是长春《新文化报》的国际版编辑，不过那时我还没有毕业，准备开学后上国际政治的研究生。
孙正聿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师从已故哲学大师高清海教授，那年7月，他刚好在清华访学一年后回到吉林大学。 作为编辑，我平时是没有机会出去采访的，也为此而深深的遗憾，但是没过多久机会来了。报社要为77级和78级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做毕业20周年的特刊，叫《中国样本》。因为这批毕业的大学生目前都是社会的中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78现象”。 受报社策划的影响，我想到了30多岁才上大学的孙正聿教授。他是如何参加高考、如何度过大学生活以及他又是如何治学育人的，这些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但是，对一个特别忙碌的博士生导师来说，他会接受我的采访吗？我心里犯了嘀咕。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去试一试，不试怎么知道结果呢？我又下起了决心。 于是，我查阅资料准备采访，还专门买了他的著作研读。我知道，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有好的采访。试想，如果我对采访对象一无所知，如何能激起受访者的兴趣，如何能让他觉得碰到了一个值得去对话的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我终于心里有了底，开始联系采访。对了，我还不知道孙老师的电话呢？现在又是放假，哲学系的熟悉的同学又不在学校，哲学社会学院的办公室又不上班，怎么办？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先去要联系方式，现在岂不是白做了半天的功课。对了，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没准网上会有他的联系方式。我马上在吉林大学的网站上查找并搜索，终于找到了孙老师的联系方式，上面不仅有办公电话，而且还有家庭电话以及电子邮件。 给孙老师打电话是他夫人接的。一般教授夫人都不愿意自己的丈夫太辛苦。她说：“这段时间很忙，恐怕没有时间呀，要不你过段时间再看看？”第一次打电话就吃了闭门羹，心里不是滋味，但是我没有放弃。“我也是吉大的，上大学听的第一节课就是孙老师的。”我开始套近乎。
“是吗，你等几天，我给你问问，到时候你再打电话。”这回应该是有所松动，没准能采访到。 过了十几天，我估计孙老师不在吃饭不在午睡的时间给他打了电话。这回是孙老师接的电话。“我想对您进行一下专访，主要关于你们那一代人的社会贡献的，特别是人生经历什么的。”我先告诉孙老师采访的目的。 “我一般不接受采访的，而且最近非常的忙。” 孙老师非常的低调。 “我也是吉大的，上大学听的第一节课就是您的。”我又故伎重演。 “哦，你是哲学系的吗？”老师都喜欢自己的学生，何况听过课的学生。 “不是，我是行政的，当时我坐在最前一排，还睡着了呢。”那是我上大学的第一天，老乡会里有个师姐是哲学专业的，她说带我去听课，当时我就推辞，但是还是去了。没想到，我坐的位置在第一排，离老师特别近。由于开学事情比较忙碌，所以很累，加上孙老师讲的《哲学通论》对我这个准大学生来说比较陌生，还难以理解。于是，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那天，记得您课下的很早，肯定是因为看到我睡着。”我厚着脸皮说。孙老师的课从来都是吸引了很多的学生和青年教师，曾经因为人多，讲课地点从普通教室转移到阶梯教室，最后安排在最大的逸夫报告厅。很多慕名的听课者都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偏偏遇到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孩。 …… “那你哪天过来，我们聊聊。”孙老师终于说出了这句话。 感谢这样的采访，我终于有机会与我敬重的哲学家亲密接触了。 那天，孙老师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他说：“看你特别实在，就接受了你的采访。”我这时候还在忐忑不安呢，孙老师鼓励的话打消了我的紧张。 孙老师说我们就在客厅谈吧，我按照我准备的问题开始提问和记录，但是遗憾的是，我无法和孙老师进行对话。因为我的学识和我的准备还是不足……，或许是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采访吧。 专访结束后，孙老师从书架上拿出一本《哲学通论》送给我，放开后他看见纸张有松动，于是又换了本。在走回书架时，他又随手拿了本《超越意识》送给我。在两本书上，孙老师都认真的签上名并送给我几句话。 专访写完后，总编辑非常的满意，于是《孙正聿：哲思，永无止境》成了我“炫耀”的资本。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采访，一句真话换来两本书和一整版的专访。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采访，我明白了采访特别是人物专访，一定要准备准备再准备。 November 15 孙正聿：哲思，永无止境人生篇："把‘耽误'打上引号" 问：您是32岁才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学习。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中的年长者，您觉得你们在学习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
思想篇："把简单的变复杂"
孙正聿，哲学家，1946年11月生于吉林省吉林市，1950年迁居长春市。1966年高中毕业，1978年3月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先后于1988年、1992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教授，199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4年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现任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学位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哲学学会理事长，吉林省政协常委，《哲学动态》等刊物编委。2000－2001年任清华大学特聘教授，2001年被聘为吉林省高等教育特聘教授。先后两次获得教育部首届和第二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5，1998），先后两次获得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8，2001），先后四次获得长白山优秀图书一等奖（1995，1997，1998，2001），于1999年获得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并于2001年获得第四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主要著作：《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现代教养》、《崇高的位置――世纪之交的哲学理性》、《哲学通论》、《哲学导论》、《超越意识》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10余篇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先后于1998年和2001年被评选为首届和第二批吉林省省管优秀专家，2000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发表于《新文化报》（2002年8月14日）、《吉大研究生》（2003年3月、4月）
November 13 张爱玲梦魇“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三十年前的月亮。年青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张爱玲在《金锁记》里一开始就渲染着阴郁的苍凉意境。三十年前的月亮伴随着她的一生，她一路走着，瞧着，等着；三十年后的张爱玲回隔着三十年前的寂寥岁月张望着，自然免不了带着凄凉的哀惋。在她年轻的时候三十年前的月亮是信笺上的一滴泪珠，陈旧而迷茫；三十年后，她老了，三十年前的月亮却不欢愉，尽管比眼前的大、圆、白。 张爱玲就像一个谜，她的身世，她的爱情和她的才气总是掩饰不住那神秘的光芒，而她自己也把生活珍藏起来，只露出漆黑的表面。她的读者在为她解读着这个谜，她自己也在用衣着、言行解读着，还有那不变的永远黯淡的月光。 张爱玲的身世无疑是高贵的，她尚且不知道人世间的纷纷扰扰时就被刻上“清末著名 ‘清流派’代表张佩伦的女儿，前清大臣李鸿章的重外孙女”的生存符号，这样的一锤定音并没有在张爱玲的一生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但总是在潜意识地影响着她。 她的父亲像其他的没落贵族一样秉承着遗老遗少的传统，在风花雪月里消磨着，落寞着，而张爱玲的母亲则是清末黄军门的女儿，一个崇尚西洋文化并具有良好西式教育的清丽女子。遗老的迂腐与西式的张扬只能在摩擦中不断的升级，最终的结果只会是一道深似一道的裂痕。家庭对张爱玲来说永远是纷扰的，也许这就是命运对她的选择。 西式教育的灵活和东式教育的沉重把张爱玲送向了两个极端，如同一座山峰峻峭和平缓的两面。西洋化彻底的母亲总是试图把她培养成仪态万方的淑女，总是在音乐、绘画、礼仪和服装方面启发张爱玲。张爱玲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开阔而丰富多彩、清新而生机勃勃。与此相反的是父亲的身上只是那没落贵族的懒散习气和索然无味的沉闷，那鸦片味充斥下的空气是昏昏欲睡的，花边新闻、亲戚间的冷嘲热讽和旧小说的荒淫成了父亲身上的某种象征。 张爱玲就是这样，她在双料的家庭中吮吸着养料，在此基础上成就了一个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张爱玲陪伴着她的作品很突兀的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于是在这个世界点缀起了几个亮点。那种舒缓而低沉的笔调仿佛在流泪中倾诉着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故事，而这个时代是那么的遥远却又近在眼前。她的人物总是沉沦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中，作者与他们一起忍受着这种不厌其烦，而这种不厌其烦所带来的生活的真实总有着来自心灵的震撼。她的小说中女人总是在裂变着，她们在唠叨和警惕中匆匆老去，而且一代代的重复着像僵尸一样的生活。时间在生命里变得局促而慌张，像流水一样把一切洗涤得一干二净，还有女人的青春和那只有躯壳的爱情。
张爱玲的小说就像一个狭小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她不是导演，只是一个旁观者，她静静地看，悄悄地等，终于有一天等到了她的那场哀怜而不动人的爱情，从此她的一生就一刻也离不开它。它总是在有意无意中导演着张爱玲一生的悲喜剧，以致于后半生中的张爱玲在美国的寓所闭门不出，面对着惨淡的月光想着三十年前的不免带点凄凉的月光。 她想到了胡兰成，她的初恋情人，也是生命中第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他最初只是一个普通的慕名来访者，同时也是汪精卫政府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但是这对张爱玲来说并不重要，她只知道他是为艺术而来的，这就足够了。 一切的悲剧源于那并不该有的会面，胡兰成是一个男人、一个温文尔雅充满激情的男人，而张爱玲的狭小世界里男人都是堆枯骨，有的更像木头，刻板而无味；有的只是一张白纸，苍白而无力。他们找女人是为了钱，那是女人用青春的毁灭换来的钱，他们找女人是为了性，那是女人三十岁以前的青春。可是她面前的胡兰成却使她耳目一新，被他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悟性和对作品的独特体会深深地吸引了，张爱玲无法抗拒这突如其来的冲击力，她在作品中的那种游刃有余顿时无影无踪。她清楚地记得那天他们谈了好久，那晚的月色好美，皎洁而朦胧。 此时的胡兰成已经有过三任妻子，而作为风月场上游刃有余的老手，张爱玲对他来说自然是得心应手的。他的成熟和他的聪明以及看似曲折的人生经历，自然让比他小15岁的张爱玲感到目不暇接，而他在交际圈里也正好缺少像张爱玲这样的才女。张爱玲所表现出的那种谈如止水冷若冰霜的超凡脱俗让向来在人前惟命是从而又恃才傲物的胡兰成感到新鲜而刺激，但是他又始终无法明白张爱玲在他面前为何如此的幼稚又如此的成熟，而这种新鲜感是他所需要的。 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并没有给张爱玲带来现实的安稳，相反张爱玲的一生因为胡兰成的汉奸身份和卖国行为而蒙上了不白之冤，后来在美国的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与此不无干系。 婚后的生活给张爱玲带来了短暂的幸福与快乐，夫妇沐浴在文学艺术中，一时相携相依乐在其中，她以为这就是他们未来生活的全部。可是胡兰成的文人天性和汪精卫政府的末日降临，使她的一切成为泡影。从此，他们的人生只剩下插曲，而结局永远是爱情的背面——一个悠远而幽怨的残梦。 在流亡的过程中，胡兰成先后与一名护士和一个村姑同居，期间的费用竟是张爱玲维持的。当张爱玲让胡兰成在自己和别人间作出选择时，他置之不理。“不久，胡兰成与范秀美结婚，后又逃亡日本，在日本又与大汉奸胡世宝的遗 余爱珍结婚。” 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颇有点倾城之恋的味道，不同的是《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因香港的陷落而成全了彼此以游戏收场的爱情，而张爱玲与胡兰成却没有这奇迹般的戏剧性，他们只能因为战争各自诉说着自己的传奇。 如果没有那场战争…… 如果没有最初的相逢……
三十年前的月亮永远活在那个行踪诡异的华裔老人的心中，那是一个不死的梦想，即便像一场梦魇一样缠绕着她。三十年后的月亮是年轻人心中的明灯，总是月华似水，那里永远演绎着优美动人的传说。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只有她是明白的。 那一袭华美的袍啊？ November 07 日本，向右渐行渐远 如果一定要为上周选一个关键词的话，那么这个词一定要给"日本"，"日本"党、"百人斩"和自卫队扩充都为过去的一周打上了深深的"日本印象"，在这些印象背后日本向“右”走的步伐渐行渐远。 "百人斩"是日本军人一手制造的罪行，尽管两名日军承认罪行且被枪决，他们的后代还是不敢面对家族不光彩的历史。事隔多年后，两个侵华日军的三名后人，以"名誉"损害为由起诉当年报道的媒体。他们竟然言之凿凿：根本没有这事，当时的报道是为了提高士气的虚假新闻。让我们看看这熟悉的"百人斩"事件：1937年，两名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日军攻陷南京途中，一路展开杀人比赛，看谁先杀满１００个中国人。最终，向井敏明以１０６人对１０５人"胜出"。 就是这样一段历史，在日本国内知道的人很少，在右翼势力的推动下，开始逐个翻案，在他们眼里连南京大屠杀都是不存在的，更何况构成这一屠杀的若干细节。虽然原告的请求因为过了诉讼时效在２３日被驳回，但审判长土肥章大见机抛出"历史未定论"，表示："（'百人斩'）作为历史事实还没有定论"。 对历史的不置可否是日本政客的伎俩，而"日本"党则是日本政客的另类创造，一个毫无内涵的党名让人看不出它的立场，以至于21日宣布党名时引起台下记者一片笑声。曾经是作家的长野县知事田中康夫和自民党前众议院议员小林兴起等４人，带着政治戏谑的味道，成立新党以表达对邮政民营化改革的不满。而最直接的原因是小泉在大选中设计的一场PK，一场内阁环境大臣小池百合子与 "日本"党代理党代表小林兴起的PK，胜算太小且没有组织的小林不得不慌忙在9·11大选前成立组织备战，但小林把"日本"两字请来帮忙那就未免不厚道了。 与此同时，日本的另一种创造——扩充武力的野心从来没有放弃过。日本防卫厅计划在明年新设一支"中央快速反应部队"，总兵力初步确定为３０００人左右，还将下设一支８０人组成的"国际活动教育部队"。除此之外，日本防卫厅计划明年末在陆上自卫队内增设"中央情报队"，以加强自卫队在派往海外时的情报收集能力。防卫厅属下的自卫队组织因为各种迫切的“需要”而庞大，因为要“保护海外侨民”、应对“恐怖袭击和其他紧急事端”。而日本和平宪法所禁止的"武力威慑"已经被一次次的海外派兵所冲淡。在24日，法国高级反恐法官让-路易·布吕吉埃说，美国在伊战中的"铁杆盟友"——日本很有可能遭恐怖袭击，不知道应对“恐怖袭击"的日本下一步怎么走。 November 06 坠机，与恐怖无关 飞机撞山和飞机撞大楼，前者是空难事故后者是恐怖袭击，但是怎么想两者都有相似点，都觉得前者有恐怖袭击的嫌疑。谁让我们生活在处处恐怖主义的反恐时代，即便坠机也免不了有恐怖主义的嫌疑，即便飞机上见义勇为也难说不是恐怖分子。14日塞浦路斯坠机就越来越迷雾重重，坠机前短信、机舱现两神秘人等说法层出不穷，最后甚至连升空护航的希腊战机都成了怀疑的对象：客机可能是他们击落的！ October 30 第一位与第一次 她是圣彼得堡市女市长，她连获两任总统赏识，她就是57岁的政坛女强人马特维延科。普京的这位圣彼得堡老乡2003年当上市长，而2005年又要爬到总理宝座，将成为这个东正教国家第一位女总理。 也许是普京身上的圣彼得堡情结在垂青她，圣彼得堡这个普京眼中的圣地成了人才储备库，政治精英一拨一拨的进入中央机关，感激的圣彼得堡人甚至要改圣彼得堡为“普京格勒”。俄罗斯人不仅做好了“迎娶”第一位女总理的准备，而且还有21%的人希望她能成为第一位女总统。作为俄罗斯妇女最倾心的男人，普京这个女搭档必将备受瞩目。 而美国总统布什这回却出人意外，他第二任期内的第一次超豪华大餐竟然献给了印度总理辛格。不仅如此，布什还破例熬了夜，晚上9点还没有睡觉。与美国前任总统相比，布什不是一个好客的人。他在第一个任期内总共才办过5次高规格大餐，而这次大餐还是布什第二任期内的第一次。而他的前任总统尼克松30年前这样评价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虽然她是个泼妇，我们还是得到了我们想要的。” 如此高规格的接待印度总理还是第一次，渴望成为受美国重视的大国，印度也在发挥着美国的“棋子”功能。 曾经作为叙利亚“棋子”的黎巴嫩也迎来了两个第一次：真主党第一次参加政府，两名成员分别担任能源和劳工部长；而前总理哈里里的亲信西尼乌拉当选叙利亚撤军后的第一位黎巴嫩总理。62岁的西尼乌拉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解除真主党武装，这个曾经被确定为恐怖主义组织是否愿意彻底招安还是个未知数。 萨达姆被捕早不是新闻，而被捕后两天老萨腿的腿被打断还是第一次听说。据说美国不希望把真相公之于众，是因为不愿意萨达姆公开受审。而老萨的律师团甚至担心萨达姆的安全：也许会在狱中被下毒杀害。第一次听说的还不止这些，萨达姆“过堂”受审要效仿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进行自我辩护，而因为是一个政府领导人不愿意与外人谈论其政府内部的秘密，即使是他的律师。最为败者的萨达姆如今早已失去王者风范，这样固执的领导人律师恐怕是第一次遇到。 October 26 越战时代最后的道别 威斯特摩兰去世了，91岁，曾经的侵越美军总司令，一个迷恋“火力”决定胜负的老头。这位二战老兵、美国陆军的骄傲带领侵越美军不断从失败走向失败。也许是碍于4星上将的身份，他不断的吹嘘美军“战果”，并把他的士兵送往越南南部丛林坐以待毙，结果美军的数量不断膨胀，而自己的画像像国旗一样燃烧。多年来，他在军内外收到的批评“礼物”足以使常人清醒，但他好象“精神错乱似的”著书宣扬自己的荣耀，最终连他的同事都批评他创造了美国战史上“第一个彻底的失败”。好在《时代》用一句“他有着疯狂的决心和爱国心”最后可以用来宽慰他。 当威斯特摩兰儿子宣布这一消息的时候，美国是平静的。越南总理潘文凯前不久的到访使越战完全成为了往事，而这位军中大佬的离世彻底带走了越战最后一缕背景，越战和一个大国的闹剧一起成为了记忆。 “入常”闹剧还在愈演愈烈，先是非盟不妥协，后来干脆也想“搭便车”，不仅要“常任”还要否决权。它这一闹不要紧，“四国同盟”心里肯定哇凉哇凉的，53张非洲选票变的更难拿了。最郁闷的要数印度总理辛格，大老远的跑美国一趟，美国还是不露声色“不”字伺候。布什脸薄，事后派副国务卿波昂斯发话：除日本外，美国谁也不支持。这也难怪日本坚持走非洲路线，这边有美国支持，那边周边国家不买账，还是跑跑非洲检检票吧。 最需要支持的是菲律宾总统阿罗约，这位从副总统位置继任总统的“铁娘子”在反对派证据十足的情况下依然斗志高昂，一会儿要改议会制一会儿要真相调查。政客的阴谋一次次的上演，阿罗约想把反对派引诱到漫长的弹劾程序中，而反对派想通过“逼宫”的方式走政治捷径，不过2001年前总统埃斯特拉达的下台提供了借鉴版本，“保位”和“逼宫”的游戏还在博弈双方上演着。（版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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