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只是在路上认识桐城的。
那是一列由北京开往安庆的火车上。我坐在车厢里欣赏着窗外穿梭而过的景色，车出合肥以后，我的眼底尽是一片片浓绿的旷野，渐渐地旷野对面绿色掩映下的楼群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会是什么地方呢？”我自言自语起来。
“待会儿到桐城站，这里是市郊。”说话的是一位须发尽白的老者，他坐在我的对面，看上去慈祥而硬朗。他接着告诉我在桐城工作的一些琐事以及还有不少老朋友在那儿，云云。
“桐城现在怎么样了？”我不无好奇的问他。
“这几年确实发展的不错，可是文化着东西没了，老祖宗留下的全被扔掉了。”此时老者浑浊的双眼里闪烁着光芒。
……
伴随着沉重的铁轨声，我不禁陷入了迷茫中。文化上的落伍？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在我的印象中桐城应该是一座隐含着浓郁历史韵味的古城，文化可以看作他的一面不倒的旗帜。在老者的眼里桐城失却了传统，而桐城的文化中古文传统曾使桐城一度名扬天下，这种天然的自豪感在现实中找不到慰藉，对老者来说确实是精神上的冲击波，在震撼的同时也只能无可奈何了。我没有直接接触过桐城，所以沉浸在桐城派散文的同时，只是对桐城产生了精神上的膜拜。
难道桐城的文化传统真的失却了吗？历史上，桐城曾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在清王朝。那时从桐城走出去的的几个文人，凭着桐城古地的文化熏陶，以起古文之衰为己任，自清代以来的几百年间使桐城派古文大行其道，桐城遂以此为当世所瞩目，于是有了“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引述程鱼门、周书昌语)的盛誉。
莫非她因桐城派古文的盛而兴，又因桐城派古文的衰而落了吗？

二
桐城派古文的发展多少有点偶然性，最初从桐城走出去的桐城派老祖们并未曾想要创立门户，他们也只是发表一下自己的文学见解而已。从桐城走出去的，与桐城派散文创作多少有点关系的第一个文人恐怕要算是戴名世了。也许是历史的某种必然，他与顾炎武、王夫之一样也多少沾染上了些遗老的习气。他面对满清铁骑的肆意践踏，只能躲在书斋掩面而泣，时而孔子曰，时而书曰。当他遗老的特性与书生的秉性相交融，叛逆的心理于是日益增长着。他广泛搜集明末及南明的史料，整理出版了《南山集》。戴名世以为自己的怀明情结有了寄托正在家里高兴呢，没想到一场大祸正悄悄降临。在书中他沿用南明的年号被检举，康熙帝正愁没地方整治这些读书人，正好给戴名世戴上了“大逆”的高帽子，一场文化屠杀就这样开始了。
遗老的性子时过了头的戴名世终于没有得救，他成了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牺牲品。他的不幸却给方苞——他的同乡——带来了机会。方苞因为给《南山集》作序而被康熙下狱论死，后来因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又受康熙特旨赦免并放值南书房。从此方苞由以前结交吴越遗民的圈子里走了出来，开始信誓旦旦地效忠于清王朝。他所主张的“义法”“序例”得到了封建知识分子的普遍重视，一些人积极向方苞的文艺理论靠拢，桐城派的旗帜大有树立之势。
方苞一生因文得罪又因文得幸，在赢得了第二次生命以后，他除了对清王朝感激涕零之外还能做什么呢？他的散文创作和思想理论很自然地与康熙帝的个人好恶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联系使康熙帝在嘉奖之外看到了他的统治所需要的东西。这时候要说方苞有树立门户之见的想法恐怕过于武断，他只是对清正古雅、言简辞约、蕴藉委婉的散文风格抱着执着的追求，他只是在“学行程、朱之后，文章韩、欧之间”作出或学术或文学上的选择，但是他始终未曾料到他的那些只言片语在有清以来被那些晚生后学所继承。
对方苞的这种选择继承最好的当推刘大櫆了。他与方苞虽无师承关系，但是却受到了方苞的格外看重。仅比方苞小三十岁的刘大櫆没有方苞那么位高权重且声望极隆，两次博学鸿儒科的考试都未能考中，只能够靠方苞及其门人为他谋些事来做以维持生计，面对世态炎凉，他发起了牢骚：“客游京师八九年矣，皇皇焉求升斗之禄而不可得。”

由于刘大櫆客游京师但一无所获的缘故，他的散文中就多了许多怀才不遇的哀思，或悲愤之气溢于言表，或行文恣肆骂世欺人，这些都与方苞的清深雅洁的文风有着极大的差别。刘大櫆在感怀身世之际却使桐城派古文创作走上了新的起跑线，他少了些温柔敦厚多了些浩大的气势，他在怀才不遇中更加认清了社会的现实，因而他的文章多了股凌云之气。当他重新审视方苞的时候认清了“义法”与“序列”中的种种不足，在离京返乡后的数十年间他在对义法说有所补充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这样桐城派的发展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也许刘大櫆的终生布衣不足以称道，虽然文名满天下，桐城派的声名却远没有浮出水面，但也犹如含苞欲放的花朵，是呼之欲出的了。